您是知道的，如果一家电影院不放映原声电影，我们总会想要狠狠地踢他们的屁股！我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瞧瞧那些配音，它们多糟蹋电影啊，它们根本对不上那些英俊角色的口形，就像愚蠢的土拨鼠一样，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电影里的配音都和我现在说话的腔调一样，那么我敢打赌，我一辈子都不愿意看配音片了……

　　几乎每个上世纪末出生的人都曾经历过被这样的翻译腔统治荧幕的日子，当电影中一个外国人开口说话时我们就知道，尽管说的是我们听得懂的中国话，但我们绝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听到这种话，与其听这种配音还不如直接看字幕。

　　然而，如果你有机会与老一辈人一同去看电影，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习惯电影字幕，甚至还很喜欢那类独特的配音。如果再倒退30年，那时的大银幕，译制片可谓是绝对明星的存在，我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时的配音译制片可一点都不LOW。

　　尽管现在大多数人更习惯于观看字幕译制的外语片，但实际上，中国的译制电影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配音译制为主的，而字幕则是从90年代末才开始流行开来。

　　建国初期，中国的电影院仅600余家，且多集中在大城市，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开拓视野、丰富文化生活，中宣部曾三次下达建立并扩大流动电影放映队的决议，让电影进入山区和农村，其中就有不少外国电影。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达到80%，农村文盲率更高，字幕自然不现实，配音就成了译制片的首选，截至1954年，电影观众已达到了8.2亿人次，其中60%是农村观众。

　　这些外国电影本身也有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在流动电影放映队“遍地开花”的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4~6部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旋律电影被译制公开放送。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就是当时的典型外语片，这是一部讲述苏联红军战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而壮烈献身的电影，由苏联专家帮助译制，顺利输送到全国。

　　为了照顾到当时的农村文盲受众，同时也是为了规避字幕技术的缺陷，全国高峰时期覆盖率达81%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所放映的外语片全部都是配音译制。直到90年代末，配音译制一直都是外语片译制方式的绝对主流，而也正是在这50年间，我们所熟知的翻译腔，随着译制厂和演员的演绎，走遍了大江南北，进入了我们的“耳界”。

　　2010年11月23日，安徽巢湖，流动影院仍然是宣传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视觉中国

　　配音译制占市场主流的状况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松动，在此之前，官方译制片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引入《佐罗》《简爱》等西方电影，但在数量上却比民间少得多，在1995年到2004年这10年间，以中影集团代表的官方总共引进国外电影勉强达百部。

　　但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盗版电影资源疯狂涌入国内市场，在当时的街头录像店，“百部外语大片”仅仅是个起步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加入WTO的头5年，有超过3000部电影通过各种途经进入中国，并在民间完成字幕译制，走向市场。

　　2014年12月5日，北京市，一家21年的老牌音像店即将停业，它们曾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大量国外电影/视觉中国

　　从90年代开始，随着DVD潮和稍晚些的BT潮到来，当观众想看电影的时候，网络总是能够满足需求，而其中大多是字幕组制作的字幕译制版本。为了抢夺市场，字幕组本身也在竞争机制下不断优化字幕效果，提高翻译质量，真正实践了“高手在民间”一语，到了2006年7月，一年间光在中关村就有19个字幕组在进行工作，而译制速度更是可以达到一周5部。

　　这样的市场形式彻底动摇了配音译制的市场占比，更别说在这一段时间，由于配音人才的缺乏，大量的译制厂也采取了字幕译制的方式，并自上而下地开始在院线推广。字幕电影的时代这才刚刚到来。

　　现在看来，配音译制片奇怪的腔调是其“魔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明明读音都对，但讲话就是不在调上。而这种腔调其实跟早期的配音演员有关。

　　在早期的配音工作中，国语译制团队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配音演员来自各地，口音始终无法消除，《普通一兵》的译制导演袁乃晨提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让演员通过“咬字”的形式来解决，即强调重音，看着台本严格配音。

　　这就让早期配音变得更像“有感情的快速朗诵”。这种强调中气与咬字的配音腔调，刚好符合革命电影的宣传意味和感染气氛，于是，这样的腔调成了一个个“斯基”的专属中文，配音演员也由此更倾向于“高八度说话”。

　　七十年代，曹雷正在为电影配音，她曾为《茜茜公主》中的苏菲皇太后、《天书奇谭》中的小皇帝都配过音/中国配音网

　　而且，由于上世纪的大多数电影不论是放映清晰度还是录音都受技术限制，无法精准采集，这就直接导致许多电影的演员与配音都自带“夸张”属性，这也是为什么老片有很多特写、挤眉弄眼等特殊处理手法。这种戏剧化的表演和腔调，经过配音演员的二次创造形成了国语配音的特色，并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在各大译制片厂传承下来，形成了官方译制片的独特翻译语调。

　　1983年，辽宁儿童艺术剧院为《聪明的一休》配音，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录音棚里完成的。/中国配音网

　　不仅是腔调问题，译制片中还经常有类似“哦！我的老天爷”之类的奇特译法，这类翻译问题在7、80年代的欧美电影中最为常见，好像全世界都是“小家伙”和“老家伙”，要不就是“愚蠢的土拨鼠”。

　　这种生硬的翻译方式主要怪翻译文本。在50年代，由于缺乏译制经验，文本通常被与画面分开，译制员只能看到文本翻译，这就让当年力求“准确”和“口语化”的归化翻译策略不免走向极端——为了能够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语句意，例如 “dude ” “I swear ”等不具备实际含义的口语惯用词被翻译成了“伙计”“我发誓”等等具有实意的语句，这就让原本轻松的一句话突然变得生硬，成为了现在流行的翻译梗的源头——您瞧，这事就一下子明白了，伙计，我的意思是他们翻译地太过准确了。

　　现在欧美电影几乎不怎么用这么“准确”的翻译方式了，而是会用意译或者改变说法的方式来配合口型，比如把“the student is a good writter”译为“这孩子写作水平很不错”，但这种方式却在日本动漫和港台配音中保留了下来，甚至成为了一种特色，你可能就遇到过那种故意要用“日式翻译”和你讲话的人——“可恶！果然还是不行吗？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肯定嘛？！”

　　对于上世纪末的欧美电影来说，由于字幕组方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译制版的欧美片成为了当时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电影资源，在DVD普及之前，大多数中国人看的都是配音译制电影，而1996年成立的电影频道，则刚好赶上了8、90年代青年的时代，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改开初期采用配音译制的电影。

　　早期，电影频道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电视电影，其主要放送的还是各种国内外院线电影，例如《红与黑》、《第三类接触》。这些电影80%以上是由译制部门完成配音译制的版本，它们伴随着看着电影频道长大的一代，让“翻译腔”变成了现在的“梗文化”。

　　其实为了避免字幕干扰观众的观影体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更倾向于电影配音而不是字幕，在法国，只有非常少的艺术电影会采用字幕译制，根据法国官方数控机构的数据，只有16.4％的电影采用字幕译制。而奥地利更是对外语原声片的接受度不足3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罗斯和德国。

　　但中国的电影配音却始终跟不上节奏。改革开放之后，电影制片与发行虽然形成了市场化，但译制片的片源分配却仍旧采用计划配额方式，电影译制单位没有选片的自主权，只能按照影片时长获取译制加工费，而无论质量如何，这一报酬始终是固定的。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人员们，贡献了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译制外国电影，在他们之后，体制内的配音演员越来越少/中国配音网

　　因为译制厂无法从市场票房中获利，它们就不再长期储备大量专业配音演员，而是更倾向于临时聘任配音演员。这些临时聘任的配音演员由于平时缺乏训练、工作任务繁重，配音质量相比于以往急剧下降；同时，配音译制人员的相对收益变少，大量的配音演员从译制厂流失，于是整个配音行业都滑落至低谷。

　　专业化团队的断层让整个配音市场难以跟上时代步伐，这甚至使得近两年来国内译制方开始尝试使用“明星配音”的方式改善境况。配音市场也开始落入国内影视业“快餐化”的旋涡——译制厂除了要承担百余部的院线影片译制任务外，还需要给一些电视电影承担配音任务，而后者则是以千部计。

　　2015年9月，易烊千玺为《小王子》配音，黄渤、周迅等11位中国明星都参与了这部电影的配音/视觉中国

　　这让本来就受文化隔阂影响的外语片译制工作越来越难以得到喘息的机会——一部外语片从得到片源到完成译制一般可以在2~3周内内完成，但如果要专门制作配音文本，并完成配音，这个时间则至少会多出一倍。

　　而国外之所以能应对这个问题，得益于专业团队的支持，例如译制时间上的问题，法国电影发行机构设立有专门的本土化配音部门，并采用多组同时进行的方式。由于无需压制字幕，一部英语电影，往往可以在2周内直接完成配音译本，并制作为配音版本上映。

　　专业化团队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对配音演员的激励，在法国，像文森特·卡索、皮尔耶罗等著名配音演员都有自己的粉丝圈，这不仅提供了精神支持，也给了他们足够的经济收益（法国电影联盟一部译制片的人员支出为3.5万欧元）。

　　相比之下，国内的配音则一直不受重视，2017年国内引进的89部外语片有71部进行了配音译制，一名配音演员常常要负责四五十部院线电影，他们的平均薪酬却仅为一部1000元左右，更不要说很多都还只是“临时工”。只是如果配音质量堪忧，那么又凭什么要求见多识广的年轻一代，为这样的“辛勤劳动”买账呢？

　　2017年11月13日，北京，配音演员钰莹已经给上百部电影、电视剧配过音，任务多薪资低是行业的常态/视觉中国

　　当然了，配音与字幕各有优劣，字幕可以辅助理解，保持电影的原汁原味，而配音则可以解放我们对字幕的关注，从而更好地发现画面细节。但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却是必需要配音的，比如当你带着还不怎么认字的孩子进入电影院的时候。还能享受到配音便利的，是一些尽管视力障碍但仍然热爱电影的人。

　　但也不必因为外语片的奇怪腔调就指责配音演员，毕竟工资条早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业状况。更何况在国内，这样的配音水平已经足够拯救面瘫影帝影后了。

　　[4]程宣霖.中国电影配音事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对策[J].电影文学,2011(05):76-77.

　　[8]郑照魁，吴培峰中国译制电影的无奈：我们还需要配音吗南方日报，2007.05.27(009)

　　[9]邓微波.从电影翻译到视听翻译——国内视听翻译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探究[J].中国翻译,2016,37(01):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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