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说了很多引发争议的话，比如“廉租房应该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又比如“经适房存在着效率低、购买机会不平等、创造腐败机会等问题，一点好处都没有，应尽早叫停”，再比如“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句句话都不离他那本《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里宣扬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做人做事态度。

　　茅先生在经济学方面有高深的修养，又有走出书斋搞社会实践的实干精神，因此刚接触他的书和言论时，本人是再三玩味和琢磨的，生怕自己理解力差，不能明白或误解他老人家的意思。“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乍听起来有种时髦的“和谐”味道。初以为，这样的态度里蕴涵着天真高尚的精神情操和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既然茅先生一边在山西搞他的小额贷款实验帮助那些还没富起来的人（我觉得把穷人称为还没富起来的人更符合发展的内涵），那么他同时称赞一下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的创业和实干精神也非常恰当。但茅先生最近的这些话还是很刺激我的神经，首先，它动摇了我对“茅先生真正关心那些还没富起来的人”的信仰，其次，由于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反驳他老人家的理由，我不免对他的理论造诣也有了点指手画脚的轻薄意思。

　　质疑茅先生的话，有时候不学习经济学似乎更好。很显然，在廉租房问题上，茅先生开出的药方不是严格审查，防止富人侵占穷人的权益（对于这些连廉租房也不放过的无良富人，“不仇富”真需要茅先生那份对富人真挚的爱才行），而是让廉租房盖得更简陋些，以便让富人觉得无利可图些。对于这样的言论，网上有人揶揄说，廉租房最好没房顶，这样有钱人家更不喜欢。我倒觉得，茅先生这话好像是在说：为防有钱人家惦记，没钱人家的女儿最好长得丑一些。或者是说：没钱人家女儿既然长得漂亮，那么有钱人家觊觎你也就没有错。这样的逻辑如何令人信服呢？

　　关于经济适用房，茅先生的观点和很多开发商相似，那就是停建。开发商的理由是：政府主导的经适房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对商品房市场产生挤压。茅先生的立论根据则是“经适房创造腐败机会”，但茅先生是否考虑过，仅仅因为存在“腐败机会”等问题便叫停经适房，是不是有些“因噎废食”呢？难道商品房市场就没有腐败现象吗？各行各业仅仅因为怕腐败就不敢有所举措，那么整个社会会失去多少“善政”？茅先生又是否认识到，正是因为商品房改革搞了十几年也没有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政府才被迫加大经适房建设力度的？

　　关于廉租房和经适房存在的问题，似乎“反腐败”比茅先生的药方更对症。仔细理解茅先生的话，也无外乎致富光荣、富人的勤劳和才智推动了社会进步、市场经济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之类的论调，但是在资本因追逐利润最大化导致危机不断、反思不断的今天，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惟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做不了的事，政府要果断去做；如果富裕的手段是不光彩的，也理应接受社会的质疑和声讨。像茅先生这样充满市场的论调即便很有激情，是对中国几千年轻利传统的拨乱反正，也未免太偏激和非理性了。

　　茅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初看是一种和谐，但细看却是一种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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