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年，回望改革开放这些年给文化领域带来的变化，您有哪些深切体会？

　　刘和平：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几次文化转型，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我个人认为，文化转型速度最快，成就最高，变化最大的40年。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文明为主。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型的40年。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的工业文明强行敲开了大门，突然发现，我们曾经领先于世界几千年的文化落后了。为此，文化界思想界或主动或被动地一直在寻求转型、进步，不论在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一直在进行探索。

　　刘和平：改革开放后，一切都变了。我以前在戏曲剧团作编剧，后来到艺术研究所任所长，一直从事舞台剧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内，电视机大量普及，剧团的演出就没人看了。

　　戏曲在中华大地上流行了上千年，那时候全国至少还有五百多个剧种，其中还有三四百个剧种仍在进行演出。排一部戏能连演一两个月，全场满座的情形并不少见。但是，突然之间没有人来看戏了，因为家家户户都去看电视剧了。

　　任何一种文艺载体，都是文化形态背景下的产物。今天的戏曲想要恢复以前的功能和社会效应，是不太可能的。必须面对的现实就是，我们已经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家族文化向社区文化转型。

　　我当时也可以拿着比较高的工资，悠闲地生活。但是我知道，我的创作已经满足不了广大受众的需求。我感觉到文化大转型的时代到了，我比较自觉地放弃了原来的公职、工资和待遇，投身到电视剧创作中来。

　　记者：您顺应时代之变，但同时也固守自己的精神追求。请具体讲讲哪些方面您拒绝改变？

　　这么多年来，拿再多的钱，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搞创作，我从来不答应。10年前、20年前就是这样。

　　有人出巨资，只要我挂个名就行。我砸不起我的牌子，我不能晚节不保。这些钱，给多少我都坚决拒绝。

　　我始终认为，文艺创作应该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所以我不太认可有的创作者说，自己的东西就是写给自己看，或者在小圈子里流传，你们看不看得懂是你们的事。写日记可以这样，但是一旦要写给人看，用于大众传播，那就是大众的。

　　既然是一种大众文化，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面对的是公众，它会产生社会影响，有引导作用。

　　现在全国可能有十万人在从事编剧工作。客观地讲，这支队伍良莠不齐，创作水平高低有别。不错，制作公司、电视台都在生产剧目，这些剧目要人来写，市场选择时一般会找有过成熟创作经验的编剧。而有些编剧有一点儿名气，就来者不拒，一年10部8部地接戏，自己完成不了，就找“枪手”来写，这种作品的质量可想而知。

　　所以我以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的身份对会员说，你们要珍惜用于创作的笔、珍爱自己的名声，要对创作和受众心怀敬畏。那些为了挣快钱“开快车”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满意，受众当然也不会买账。不负责任的写作既对不起观众也对不起文字，经不起时间检验，必然会被淘汰。

　　我能做的就是，有很多人想加入我们编剧工作委员会，但我们始终坚持着入会高标准，门槛不降。不是说你缴纳了会费我就吸收你做会员。我们协会在全国只有500多人，每年还清退一批。比如出现抄袭剽窃的，我们及时清退，以肃行业风气。

　　刘和平：发展快有发展快的好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不光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在文化生产中也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

　　很多观众不满意，说烂戏成堆。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市场需要，但是市场是否真需要？我看也未必。就我们知道的，每一年上星卫视和网站播放的电视剧有2万集。一个人一个晚上看2集，如果一部片子50集，一年一个人最多看20部戏。可是我们现在每年生产出来的剧集多得根本就不可能播完，我们哪需要这么多电视剧。这是典型的产能过剩。

　　每个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今天大家口中的娱乐圈，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我有时候对比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生活非常艰苦，曾经饥寒交迫，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精神贵族。只要有书读，哪怕饿着肚子，还是精神贵族。今天我们不能物质越来越丰富，在精神上却越来越贫瘠。

　　直面行业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找到解决之法，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一方面，我们不能纯粹以收视率决定一部作品的好坏。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注重收视率，产生了连锁效应：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不惜通过买卖手段。这一现象正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创作生态。对于那些认真努力创作的人来讲，是极大的不公。你费再大的心思去认真努力地创作，只要你不买他的收视率，就会被那些买收视率的烂戏挤到后面。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会对业界生态产生极大的危害。

　　改革开放40年成就伟大，有些人却在丰裕的物质面前逐渐迷失。那些为国家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的科学家、大国工匠们，风云流转，不管社会怎么变，思潮怎么变，他们初心不改，方得始终。而反观我们这个群体，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想想，将自己为社会做出的奉献与个人所得相比，还有必要那么浮躁、那么焦虑吗？希望那些曾经激励我们正道直行的精神，今天依然是社会的主流。

　　刘和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已经搞了100多年的国民性批判，一直到现在。这股思潮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耕文明突然面对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要救亡图存。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创作者认为不搞国民性批判就“不高级”，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社会矛盾，哪个民族都会有落后现象。所以我的作品尽管有批判，但是我从来不把矛头对准整个民族。

　　有人问我，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创作出发点来取代国民性批判。我认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在当今社会应该拥有更广泛的价值认同。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电视剧行业做得还是不错的，经常会把目光聚焦在普通群众的身上，说他们的喜怒哀乐，发现平凡生活中的伟大与美好。

　　我曾在电影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电影怎么样才能够发展进步。我提出了三点，第一，必须要有价值突破，包括思想价值突破和美学价值突破。没有价值突破的东西观众是不满意的。第二，一定要有话题性，关心今天观众所关注的话题，没有话题观众不爱看。第三，要给予创作者充分的讲述权，要允许他想象虚构加工，因为文艺作品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个。

　　刘和平：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从来不仅仅是美学性质上的理想主义，它的对立面目前有两个，一个是商业化的虚无主义，具体表现为大家平时说的烂戏烂作品，品质低劣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还有一个是政绩化的实用主义。这二者对文艺创作的危害都极大。

　　政绩化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政绩工程”，有的地方党委政府为反映政绩，急功近利，最后出现的作品粗制滥造、品质不过关，不但达不到宣传的作用，反而易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这说明我们对受众的引领不能流于肤浅和表面。

　　一个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向前的发展，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敢于面对发展中的问题，正是源于自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先直面党内贪腐的问题，正风反腐成果全世界有目共睹。

　　鼓励百花齐放。我们应该向世界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应该向世界传递完整的中国文化信息。因此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应并重。

　　历史总是观照现实的。我长期从事历史题材创作，就是因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管是《北平无战事》还是《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因为具有现实意义才在观众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当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都应该更多关注国计民生。（本报记者 黄辉 实习记者 陈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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