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选择安徽大学，主要是因为两次偶然的事情。一次是收听广播时，偶然听到一位人物报道。他的姓名，我已经忘了。根据广播报道，他是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翻译水平很高，这是安大英语专业第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次机会是我与中学任教的同事的一次偶然交谈，交谈中我提到了报考研究生的愿望，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巢湖六中教英语，这位朋友认识正在安大外语读研的一位研究生，于是，通过这位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研究生，并在他的引荐下有幸认识了安大外语学院的前任院长--洪增流教授。在这位研究生的帮助下和洪增流教师的指点下，我在安大购买了考研必备的书籍和往年考研的试卷，也对考研的准备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

　　进入安大后，对于一名新生而言，最先、也是最容易进入视野的是安大的校园环境。当年的安大老校区算不是先进，但是，安大那座最具代表性的庞大的主教学楼(虽然我已记不得它的名字)、富有特色的五食堂和六食堂(亲朋好友偶尔聚餐的地方)、花色繁多的早餐(虽然当时的午餐不怎么样)、以及老安大北门傍晚的各式各样的小吃摊位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即便是这样，有时候还没等我阅读完一部作品，洪老师已经开始讲授另一部作品了。每一部作品讲完，通常都要写一篇针对该作品的小论文。记得在讲完霍桑的《红字》后，我写的论文被洪老师批评得可谓是体无完肤，说我是calling a spade a spade(这句话成了我在批评学生的论文时候的常用语)，要求我重写，以至于我紧张得连周五都没敢回家(我家在巢湖，离合肥很近)，重新阅读《红字》并改写论文，最终得到了洪老师的认可，可谓是痛苦之后带来的收获和快乐。

　　他与洪增流老师一样，时常要我们在读完一本书之后写一篇小论文，他称之为book report。他给一篇论文的满分是25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第一篇book report他没有打分，因为我们其中有几位学生写得很差(包括我)。他说，我用的句子过于复杂，以至于他都难以看懂，并就如何写好一篇book report进一步给我们进行指导。

　　他说，这次如果打分，你们有些人就不及格了，这会对你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给你们一次改进提高的机会。经过Dr. Heimbeck的指导，我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之后的每篇论文都是25分或接近25分。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洪增流老师当面传达了Dr. Heimbeck对我的赞扬，他说，Heimbeck说你的脑子很灵光。

　　周芳珠教授给我们讲授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我对他记忆深刻源于如何翻译社会指示语(social deixis)。周老师讲授翻译课喜欢联系中国古典名著，包括《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有几次课聚焦的是社会指示语的翻译。记得有一次一下课我就一路紧跟周老师，不停向他请教、与他讨论社会指示语的翻译问题。正是这次经历激发了我对社会指示语翻译的兴趣，并最终完成和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指示语的论文，也是我确定毕业论文主题的根本原因。周老师的讨论式授课方式和不厌其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大外语学院前任院长朱跃教授给我们教授的是语言学课程，我对他的印象是既和蔼又严格。每一次和他交谈，他都是满脸笑容，像一位和蔼的兄长。但是，每当你在学习上做得不好，他也会严格地批评--以面带笑容的方式传达他的批评。

　　记得有一次他要求我们课前准备，准备的内容是关于Geoffrey Leech对语义的分类，要求我们下一堂课演讲。我要准备的内容是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由于课前准备不足，我演讲时吞吞吐吐，以至于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课堂之上，朱老师可能是顾及我的面子，没有批评我。下课后，他脸上略挂微笑冲着我说了一个英语单词stupid(愚蠢)!

　　除了上述几位老师之外，华泉坤教授的英语写作、张祖武教授的英国文学和何功杰教授的英国诗歌等课程也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是一些没有给我授课的老师，如陈正发教授、朱晓美教授，他们的形象也都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在1998年，安大的汉语言文字学获得了博士点。在此后的20年间，安大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根我了解到的信息，迄今，安徽大学大约有15个左右的博士后流动站、15个左右的一级学科博士点、30多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0个左右的专业硕士点、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5个省级重点学科。

　　外语学院也获得授权招收博士研究生。在2018年4月，我有幸聆听了朱跃教授在浙江财经大学的一场学术报告，获得了有关安大外语学院发展的更多的信息:安大外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小班教学效果显著，在历年的专四和专八考试成绩令人钦佩;安大外语学院还为外交部门输送了不少优秀的人才。我为母校和外院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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