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界限分明的时段，且呈现出鲜明不同的理论风格……

　　回顾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界限分明的时段，且呈现出鲜明不同的理论风格：1900-1950年代的世界社会科学，呈现出主流的科学化研究与非主流的宏大理论交错而在的局面。相比而言，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科学之科学化研究的模式，领尽风骚、风光无限。尽管1950年代宏大理论的重建起航扬帆，但直到1970年代，宏大理论才以其精彩纷呈的理论展示，显出它蔚为壮观的争锋主流能量，重新获得它丧失了半个多世纪的线年代，社会科学的原生地即西方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了研究趣味上的趋同性转变。以自然科学看待世界、建构知识、解释社会的进路，成为此后西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这一取向，彻底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理路，寻求客观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解释。“科学”也就成为相关研究必须加上的限定词汇。

　　这是一种将价值问题排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的研究取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排斥，一是因为价值的“诸神之争”久决不下，以至于无法对现代社会进行共识性的研究，因此必须以“价值中立”为前提才能有效研究现代社会。二是因为研究者认定价值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因此无需就价值理念或其他终极问题进行繁复论述，仅需就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

　　受这类判断的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认定诸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不再担负为合理的社会生活提供辩护的职责。于是，道德哲学仅仅成为语言分析，政治哲学演变为词汇解析，社会哲学远离所谓意识形态话语。关于人与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即宏大理论终结了，纯粹经验的社会科学顺理成章地全面主导相关领域的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直接扎根于西方社会的演变沃土之中。因此它带有西方社会的经验性质，也带有西方理论逻辑演进的特征。这种变化，不仅如前述西方社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让西方社会不得不紧急应对内部挑战。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厌弃了的人与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视角，才足以重新观察和解释二战后的新生西方社会。

　　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逻辑也遭遇到非转向不可的境况。从总体上讲，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演变，呈现出百来年宏大理论与精微研究交错而在、各领风骚的复杂局面。比较而言，前半个世纪大致为科学性主导，宏大理论退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经验导向进路主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哲学，不再为科学性所主宰，而为哲学性所引导。这一演变，是因为前一种研究取向走到了它所可为、所能为的极限。

　　正是由于社会时代与人文社会科学风气的丕变，1970年代西方社会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宏大理论竞争性呈现，都没有衰变的迹象。这是因为促使宏大理论回归的内外部动力依然强劲：从外部看，自二十世纪中叶起始的人类社会大变局尚未终局，不仅两种制度的竞争远没有因为世纪末期的中东欧变局而尘埃落定，而且西方国家自身在20-21世纪之交出现重大变局。这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给予系统解释，因此对人与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即宏大理论建构，发出了更为有力的召唤。这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而是要力求达成宏大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的双赢目标，让人们对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结构有一个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全面而深刻认识。

　　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是接引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物。这是中国后发现代的处境注定了的事情。既然中国的后发现代是接引先发的西方现代的产物，那么，旨在为现代实践提供正当性与适宜性解释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也就势必受到先于中国体验现代生活的西方国家的牵引。从总体上讲，自晚清开始萌生，在民国和人民共和国迅速成长且成熟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呈现出交相辉映的局面。相比而言，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变总是处在转变状态而没有终局迹象，因此，宏大理论的需求一直非常旺盛，基于中国现代转变的实证研究，明显薄弱。但二者呈现的此起彼伏态势，也显示了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此消彼长之不均衡发展局面。

　　有两个现象直接显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缺失：一是直面中国改革需求的宏大理论完全缺席，二是直指更为深层的人与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建构意欲丧失。这倒不是说中国社会转型就真是不需要宏大理论来寻求支持与解释，而是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此陷入袭取西方各种现存的宏大理论，来懒惰地应付转型中国对宏大理论的急迫需要。

　　从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上看，这种袭取性不仅从基本价值的外来性上呈现出来，也从整个学术界臣服于西方理论界的姿态上得到印证，进而从汉语学术界对母语学术的自我贬斥上受到夯实。

　　首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缺乏现代价值的独立论证和理性认取，基本上直接挪用西方国家的现代价值观念。所谓现代价值的独创性，主要是基于表述、甚或是接受这些价值的人与群体，能够基于自身生活的经验，对之有一种基于亲证的深刻体验并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这样的信念是纯粹由逻辑支撑起来的，这些信念就会缺乏现实力量的支持，失去观念赖以生长的源头活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基本观念的引介者、传播者与实践者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历，让其具备了轻易理解这些观念对现代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的能力。但进入中国社会场域，他们便很难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价值如何可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和实践。

　　其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缺乏自己原创性的宏大理论建构，因此自晚清以来一直仰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供给相关理论，且总是仓促地挪用不同的宏大理论，来匆忙应对中国社会急遽转型所需要的理论建构。在流行的政治科学研究中，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在描述中国从高度集权向现代民主转轨之难的时候，不是从事实中引申出相关的理论结论，而是借助方便法门，直接挪用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解释命题。

　　再次，人们普遍感到，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没有发挥出解释中国转型社会的作用，而且在宏大理论创制上的直接挪用塑就了理论上的慵懒作风，更为紧要的是生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怪癖。前两个方面可以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语塞和失语之相伴而生上证实。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语塞，是指学者表达中国问题时不知道哪一种宏大理论更适合中国情景而造成的话语梗阻；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失语，是指学者失去了使用适宜话语表达中国问题能力的话语丢失。这是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倚重外借，学术界干脆直接挪用西学，均与国家实情相疏离而必然出现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碎片化，而无力描述与分析中国转型社会呢？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滞后，学术共同体自身评价标准未曾建立起来，学术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很不清晰，学者将学术研究混同于政治表态等因素，是导致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笔者想强调一些不为人重视的导因。

　　一是在改革开放后强有力塑造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风气的学者群方面，美国人逃避哲学、片面推崇科学的学术风气，借美国华人学者和留美归国学人两个群体，对中国社会科学理直气壮地拒斥哲学（宏大理论）、气壮如牛地倚重实证研究解释中国社会转型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至于缺乏宏大理论支持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是否真正能够兑现其研究承诺，华人研究社会科学的两个群体，跟美国社会科学界似乎有一种默契，大家都缄口不言。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的官方体制与学术共同体认同标准，直接推动了碎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SSCI权威的确立，以及仿造性的CSSCI体系的建构，让拒斥通向宏大理论建构的规范研究被崇尚描述经验的实证研究所取代，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成为断送宏大理论的两种流行研究进路。由于仿照SSCI体系建构CSSCI系统，这一评价系统的数量化思维，无形中强化了实证研究的重量不重质定势，让功利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界更乐意选取碎片化、但却相对容易发表研究成果的实证研究进路。

　　三是中国社会的价值对峙现状，让社会科学的事实描述尝试受到极大鼓舞。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集群的价值裂变甚为剧烈，而且几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因此，那些敢于表达自己价值立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陷入对立者的无情攻击之中。于是，为了避免受到无端攻击，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意逃避价值判断的风险，致力于描述不太容易受到价值质疑和攻讦的社会事实。即使研究者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并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但以事实陈述为取向，总是可以减轻不同价值立场的人群对之进行攻击的意欲。

　　从总体上讲，这些经验描述和分析的碎片化，使得经验陷入扭曲化的状态。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不能陷入各门学科的细枝末节中，需要学科间的互动，才足以描画立足于某社会的总体画面。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走出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双失局面，开创一个立于中国现代转型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为此，需要先行弄明白中国社会科学双失局面的导因。综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知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品质，大致由三股力量塑造而成：一是社会政治环境让人不敢对宏大理论建构抱有奢望。二是西方社会科学实证方法的引入，让人获得了经验描述的快感。三是社会科学学者群体的利弊权衡，让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了趋同的研究趣味与评价标准。

　　话分两头。一头旨在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宏大理论建构是有一种精神自觉的。当下中国，处在现代转型的瓶颈期。从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来看，掌握权力的机构与人群，急切需要宏大理论为其提供指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不单纯出自权力方面的主观诉求。就中国社会科学界自身来看，人们不再安于引入现存的西方社会科学宏大理论来裁剪中国经验，试图在描述、分析中国独特的现代转变经验基础上，建构为国际社会科学界乐意争辩的宏大理论。因此，在西方社会科学宏大理论回归的启示下，基于中国经验、融汇西方相关宏大理论资源，创制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便有了社会变迁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动力。

　　话题的另一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建构绝对不能自发促成实证研究的水平提升。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前路上，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是需要分别着力的研究工作：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缺少实证研究的念想和富有成效的研究成就，重点强调实证研究那种自陈的科学化研究进路，不仅是准确描述中国的必须，而且也是按照规范“现代”有力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界得到公认的宏大理论创制的稀缺或缺失现状，强调宏大理论应当占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绝不为过。由于中国仍然处在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宏大理论的建构对于人们在普遍主义的基点上完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建构，大致是对西方宏大理论的直接挪用，原创性的明显不足造成这些话语与中国社会需求的宏大理论脱钩。这就进一步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解释个案、建构模型、还原历史等研究实践中，也只能挪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自身目的随之丧失。这种双失局面的改变，一方面依赖于外部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则仰仗从事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学者承诺有助于双赢的研究定位——以基于中国经验的宏大理论建构，来为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引，使中国的经验研究不致成为西方宏大理论的印证实践，也使中国的宏大理论建构不致成为低智商的西方宏大理论的直接挪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建构优先于实证研究的尝试。因为不确立中国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优先地位，就不足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现代价值立场、总体理论方向和基本解释框架。为此，需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共同体评价标准，改变欧美发表高于国内发表的陋见，以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经验奠基，建构以母语表达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和评价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在经验描述与宏大理论的两方面研究上，轻言超越西方都是草率的、好笑的。基于中国经验但不拘执本土化，放眼全球但拒斥机械挪用，兼综古今中西理论以成现代品格鲜明的宏大话语而不空疏轻浮，直接引导中国健康发展且呈现人类普遍意义却不独霸话语权力，是中国社会科学成功建构宏大理论必须的精神品质。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犹如经历一次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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