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风生水起，成为09年中国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之一，而“黑社会”现象也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尽管政府的相关报告坦承“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新趋势”，但学者们的一致共识是：中国由于其特殊国情，很难出现如当年意大利黑手党那样，高度组织化并具有“政府性质”的黑帮。的确，这样的黑帮也正逐渐走向衰落，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黑恶势力的警惕。

　　阿尔·帕西诺在电影《教父》里的扮相。该片结尾对柯里昂家族所的困境，有着详细描述。

　　意大利警方逮捕了西西里岛黑帮“教父中的教父”萨尔瓦托雷·皮科洛。而这仅仅是意大利打黑行动的成果之一。

　　2009年3月，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民游行抗议当地黑帮的暴力行为，在今天的意大利，人们学会了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对抗黑帮。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是意大利黑手党最为繁荣的时期，西西里岛军政界在二战后基本上由黑手党成员占据，而通过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等生意，黑手党也聚集了大量财富，同时，他们还对不听话的议员、记者、市民血腥报复，施暴者也基本不会受到惩罚。

　　但是，今日的意大利黑手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1992年，意大利议会众、参两院历史性地通过了《反黑手党法案》，成立反黑手党调查局，随后大批黑帮分子被捕，仅当年，就有1300多名大小头目被捕，次年，“我们的事业”头目萨尔瓦托雷·里纳被捕，宣告西西里最大黑帮组织的衰落。到现在，虽然黑手党成员仍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他们早已不再令人闻风丧胆，人们不再谈黑色变。

　　上世纪60、70年代，是香港黑帮最为繁荣的时候，电影《跛豪》、《雷洛传》以及前阵子上映的《金钱帝国》，都是反映那段时期的风云人物故事，当时的香港警察普遍成为黑帮的庇护者，有时还为黑帮争地盘出力。

　　而现在，香港“黑社会”最活跃的组织大概也就只剩下了12到15家，其中著名的“新义安”、“14K”、“和胜和”，且已不再像《古惑仔》中所描述的那样，严密地瓜分完了各条街区。这些组织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密，帮规森严。其成员也都是些乌合之众，过去黑社会是“终身职业”，而现在只是“兼职”，甚至现在出来打架斗殴，都必须花钱去雇佣临时工来充充场面。

　　叱诧风云几十年的美国黑手党，在进入90年代后一蹶不振，《生活》杂志就曾断言美国黑帮濒临死亡。

　　在80年代中期，美国共有25个家系的黑帮势力，5个在纽约，其它则分布在新英格兰、底特律、芝加哥、新奥尔良、丹佛、克里夫兰等几乎美国所有城市。但一场规模浩大的扫黑运动，使得各大家系中仅剩纽约甘比诺家族的约翰戈蒂维持门面，91年后，他也不断遭到起诉。美国宾夕法尼亚刑事委员会每10年会发布一项《10年间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其中1980年的主题是传统型黑社会（即教父式的），而1990年的主题已经变成了亚裔犯罪，可见早在当时，有组织黑社会犯罪已不再是美国治安的主要问题。

　　日本第五代的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其势力范围目前仅及于1都1道2府39县，人数将近1万5千人。和多数国家一样，碍于公民结社自由，日本无法直接取缔这种涉黑团体。但在日本通过的《暴力团对策法》中，对有组织犯罪和团体暴力活动有严厉规定，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其团伙也不敢以团体名义犯罪。

　　随着社会转型阵痛的逐渐消逝，制衡制度日渐成熟，台湾的黑金政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黑帮也有所收敛，而当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最危险的4大黑帮时，他们的大佬出来喊冤：“如果竹联像报道说的那样，那台湾警察岂不是很逊！”。

　　有些黑帮是制度漏洞的利用者，而有些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并成为政府的一种替代品，满足了人对秩序的需求。《教父》中的科里昂老头便扮演了一个裁判者的角色。

　　香港黑帮电影，是很多内地青年认识黑帮的重要途径。郑伊健在这里代言的，其实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黑社会形态。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黑帮如果要谋求生存，只能通过腐蚀权力来获取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有好警察，就没有黑社会。

　　在香港电影中，郑伊健扮演的“古惑仔”理直气壮的对警官说道，你有你的秩序，我有我的地下秩序。郑伊健在这里代言的，其实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黑社会形态，这一种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式，它替代政府和行业自组织，满足人对秩序的需求。所以在另一部香港电影里，一位街坊无意中闯入了两位黑社会大佬“讲数”的现场，面对小弟们的威胁和驱赶，街坊抱怨说，反正你们也是提供社区服务的，我们市民旁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过去的意大利黑手党、香港三合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教父》中的科里昂家族也与之类似。西西里岛历来是意大利中央政府的“化外之地”，民族历史问题复杂，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的动荡，也给了黑手党组建政府的可趁之机。在过去的西西里岛，黑帮分子既是暴力犯罪者，同时也是“秩序维护者”，他们调解盗窃或牲畜归属纠纷案件，帮助解决诱拐或劫持事件，同时帮助受庇护的村民找工作等等。

　　但随着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黑手党失去了舞台。92年通过的打黑法案，得到了执政联盟以及在野的左翼联盟、共和党、北方联盟的支持，这在选票高度分化的意大利政坛极其罕见。选票的背后是民意，当时就有意大利媒体评论道：这个法案与其说是用笔写成的，不如说是老百姓的唾沫星子铸成的，是选民们千呼万唤出来的。西西里岛的选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建立在子弹上的秩序不可能比建立在选票上的秩序更合理。

　　黑社会要在政府的夹缝中生存，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大多是来自见不得阳光的生意。 黑社会一般不会向饭馆收取保护费，并不是因为饭馆不赚钱，而是饭馆需要的服务，都已经通过交税的方式向政府购买了。饭馆不会容忍一家光收钱而不提供服务的机构（哪怕对方是黑社会）。而如果是地下产业，则需要黑社会提供的秩序和安全。

　　大凡被禁止存在的“市场”，往往便是黑帮盛行的地方，例如作为各国黑社会主要经济来源的地下赌场、色情业、高利贷、毒品交易，往往都是被本国法律所禁止的。政府禁止将这些产业合法化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对这些产业的管理，裁判和保护权，那么，其形成的权力真空如果不能由行业自组织来填补，便会成为黑社会的滋生沃土。因此，美国政府的禁酒令，是美国黑手党迅速发家的直接原因，而政权光复台湾不久后实行的专卖制度，也使得黑帮走私更加猖獗。

　　因此，各国政府的扫黑行动一般都伴随着对其赖以滋生的产业进行清理，如今世界范围内，毒品市场已经成为黑社会最后的生存空间。

　　不管是香港黑帮、美国黑帮、意大利黑帮，其发展壮大历程中的关键一步，都是通过贿赂等种种交易，得到了政府权力的庇护，尤其是警察权力的庇护。在黑手党势力已渐渐消退的今天，传统并不悠久的俄罗斯黑手党却异军突起，其重要原因便是转型时期的政府腐败问题。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也是以一起警察腐败案为导火索。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的财富多达四百三十多万港元，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否则就会拘捕他。然而在这段期间，葛柏竟轻易逃离香港到英国，使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并且发起“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政府缉捕葛柏归案。

　　廉政公署成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警察队伍的贪腐状况，由此也使得黑帮势力得到了遏制。再如意大利，《反黑手党》法案规定政府官员收买黑手党选票，将被处以最高六年的刑罚。而在台湾，蓝绿阵营也在互揭对方与黑道交往丑闻，无形中使得黑帮行为受到了抑制。

　　黑社会来自于权力真空，在今天，政府权力的垄断性和统一性早已建立，在一国范围之内，再也不会有政府权力不能覆盖的死角，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黑帮如果要谋求生存，只能通过腐蚀权力来获取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有好警察，就没有黑社会。了解其他国家黑帮衰亡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打黑行动”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