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经济、政治和知识思想三大组。第一组已经讲过了；第二组的问题，前几次所讲，注重在社会应该用法律支配的重要。但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发号施令的法律，是由多数人的公共意志维持公共生活的法律。政治的、民治的历史，是人类逐渐做到这个地步的痕迹：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所谓政治的民治，不但用多数人公共意志的法律，代替发号施令，还有政治上重要的变迁，是用有意识的立法代替遗传风俗习惯的立法；；有许多法律，都是古代堆积下来的旧法，而不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民治的政治，有立法机关，他的法律，是从研究讨论修正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立法(lcgisiation)。又，民治的范围，逐渐推广，即使民选官吏一时不能办到，至少也须办到选出人来立法，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这也是重要的变迁。我们此刻要讨论的，法律在社会实际上有怎样的作用。简单的回答，只有两件事：(1)使人民有种种权利；(2)使人民有种种义务：

　　权利是什么?是在行为的规定当中，有权力可以这样做。因为全社会的权力来帮助他，所以他有这样做的权力。换句话，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社会的全力在法律背后帮助他。有人干涉时，社会和法律，都可以出来代他反抗。所以权利就是全社会的势力在法律背后允许他这样做的一种权力。

　　这些个人所有的权利，是社会国家所公认的。所以个人在法律政治上的自由，便是种种权利的总数。法律的第二作用，还须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故归并个人应履行种种义务。消极方面的，如某事为社会所不许，某事为法律所不许；积极方面的，规定行为的范围，只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便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都因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来的。

　　这样看来，每种权利，都连带着义务。例如财产权是个人所有的权利，但也有义务。消极的不许侵人家财产；积极的则规定种种法律，如纳税、买卖时填写一定契约、中人及律师的证明等。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明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就没有所谓权利。

　　由此可以明白，权利不是个人自由行动，是在有社会的全势力在法律后面允许和保护。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权力的三种分别：

　　(一)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总要平安过去，不受人家的侵害。倘未经正当判决犯什么罪，不能侵犯他生命上、身体上的种种自由。这看去虽似很普通，然历史上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才能争到这—点!

　　(三)财产的权利。这不是有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算，还须有所有权，就是社会法律公认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

　　(四)契约的权利。与人家有关系的事，非立有契约不可的。再讲公民的权利，是从人格的权利来的。因为四种人格的权利，都须经法律规定、社会公认，而不是理想上、道德上的行动自由就够了的。倘能使这些权利变成社会法律的权利，那么随时可以使唤种种机关，如法庭，警察等，来替他保护，替他评判屈直、赔偿损失，所以这种权利是民事的权利，

　　被告也是—种权利吗?因为倘不承认被告的权利，争执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自己执行。所以文明社会里，不但要求控诉权，还要求被告权。因为在不做到法治精神的国家和社会里，人民各分子争执的时候，往往自己动手执行，不承认对手有被告权。所以被告权也是很紧要的。

　　这个权利不但人民对人民要保持，就是人民对政府也要保持的。政治的民治不但人与人有法律保障，人与政府也有法律保障。英国人在历史上为什么占重要的位置，便因他很早的立了宪法。以于法律，看得非常宝贵；对于政府官吏，一点也不肯放松。凡是身体、行动等等自由，固然不肯受政府随便支配，就是抽税等各项保护财产的事务，也必由自己举出人来办理。这样与政府奋斗，才能做到这般田地。这是政治的民治史上一件重要事实。

　　再讲政治的权利，也是根于第一、第二两类来的。因为只有一、二两类权利，而没有第三类政治上的权利，则一、二两类也不能稳当保持。倘要一、二两类权利有法律的保障，非于政治方面有权利不可。故人民应该要求参政，即不能选行政官，至少也须选立法官，这政治权利最重要，因是三种权利的保障，至此则其余二种都是空文。

　　我们理想中可以想像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既有好的君主，又有好的官吏，政治法律都很修明。只有人民没有政治权，这也未尝不可能。但从人类经验上看来，这种理想，大概是梦想了。好的皇帝和官吏，也许可以有的，但只是暂时的。我们从前讲过，凡人一朝有了大权在手，无论怎样好人，总有自甘堕落、滥用大权的趋势。这是人类一个极大毛病。故无论如何，非有政治权做保障不可。

　　政治权当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从前选举权是有限制的，后来凡是男子都有了，后来不论男女，凡是成人都有了。有了选举权，于是可以选举立法行政的官吏。还有被选举权。被选举以后，可以去担任公家事务。古代担任国事只有少数人的，以后逐渐不论男女都可以担任了。

　　讲这些权利最应注意之点，就是刚才所讲，凡有权利不是独立为个人所有。个人所以能有权利，全赖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利，要是没有社会国家和法律给他保障。一定不能存立的。这个观念是根本的观念。真讲权利的，不可不承认社会国家的组织。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不外两种说法：第一，一切政府都是压制的，压制的便是不好的，所以冒险要求自由；第二，人类社会的组织，已经长久了，所受的训练，也很够了。虽把政府、法律完全去掉，也仍然能守秩序的。我们看他这两种讲法，都不能不承认社会的组织。

　　讲到权利的观念和争权利的历史，自是所谓政治的个人主义(political individualism)。但这种权利，并不是离开社会而有的，是有了社会组织才有的。这一层我所以再三申明，因为每每容易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利相混。

　　从前讲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有了某项事实，或某项社会情形，然后始对他发生某种社会学说与政治学说。权利的问题，现在西洋已经不成问题了。几百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确争得很利害的。后来争得的结果，几项根本权利已大体都有了。中心的问题，现在渐渐变到别方面去了。

　　从历史上看来，凡争权利的运动，都因反对坏的政府和官吏侵犯个人的自由而起。这种政府，西方现在已经渐渐减少。政治的组织，也大体都能代表民意。法律的保障，也都有了。所以现在西方的政治问题，是有权利以后，怎样用他才可以谋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种政治问题的变迁，可说是从权利的问题，变到用权利的机会的问题。不是争某人应该有某项权利，是怎样人人可以有用权利的机会。例如没有财产，要财产权有什么用呢?所以政治的种种势力，应该换一个方向，不但使人人有抽象的权利，还要使人人有机会可以用他的权利。

　　法国一个思想家，嘲笑纸上法律和纸上权利说：“法律是根于平等的，无论贫人、富人，都不准偷面包；无论贫人、富人，都不许在露天里住。”这话讥刺得很利害。我们可以明白：只有纸上的权利是不够的，总须再有实际上享用权利的机会。

　　西方近来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的趋向，可以表示这个变迁。不但用法律政治的组织，把不公道的逐渐减少，归于真实的公道：还有一种社会的公道(social justice)，也逐渐减少从前的不公道。

　　再举个具体的例：如近来有许多国家，用势力规定作工的情形和妇人、小孩作工的限制。还有许多并规定最低度的工价，使工人不但可以过活，并且略为宽裕，不至堕落。又如用抽来的租税，辅助年老和疾病、残废的人，使他们不作工时也不会受苦。这都可以表示不为权利，而是用社会政治的组织，使人人有享用权利的机会。

　　还有最明显的趋势，是用纳税的制度，使财产渐趋乎均，不但增加岁入而已。例如所得税，以级数递进，所得多者抽税多，所得过少者不抽税。又如遗产税，也用级数递进的法子。这并不是为国家增加岁入，是以政治的势力，使不公道的逐渐公道，不平等的逐渐平等。这个趋势。也可以在权利的题目底下讲，因为是把权利的范围逐渐推广，使人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

　　西洋近日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国家的势力去平均社会，应该走到什么限度?这是政治学上讨论最切要的：一方是社会主义，一方是个人主义。两派当中，又有许多派别。

　　据我看来，这个问题，不但西方，就是中国也未始不重要。不过在中国略为不同一点就是：中国要提倡个人自由发展，还是也须像西方的经过争权夺利的时代，再回到用国家的权力使社会平等呢?还是把两步并作一步做呢?

　　第一、中国似可把两步并作一步，同时并做。因为中国本有古代孟子以来的保民政策的学说可以做根基。中国向来的政治学说，没有个人主义羼杂在内，故很可以把从前父母式的皇帝的保民政策，变为民主的保民政策。

　　第二、中国今日很可以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的机会平等，普及教育的用处，并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西方发达普及教育，远在工业大革命以后。中国今日正工业革命未兴之时，应从速实行普及教育，预备将来机会平等的能力。

　　第三、中国此时，可以利用专门知识研究专门的问题。西方个人主义学说的坏处，就在不大崇拜专门学说。以为人人有了教育，人人都能管自己，不晓得社会政治都是很复杂。就是一小县里面，也有教育、税则等等都非专门不可。此时及早预备，尚可挽救?

　　这不过几个意见，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研究的。中国此时，虽有许多特别问题，但是暂时的，将来总要有回到根本问题的一日。工业变迁是不免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是不免的。怎样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好处，而没有损害社会的坏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