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二十年前，冯小刚扮演的角色在电影《甲方乙方》片尾如是说。

　　我们自然不会忘记，“中年危机”、“保温杯”、“油腻中年”……是它们激化和烘托出了一种紧张感。但现在，我们要盘点的不是一种由文化精英热议的流量爆点，而是落地、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词语或表达。

　　第一弹是“社会我XX”，什么意思呢？混得好、厉害、牛叉，经验丰富。“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层含义？广义上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但狭义上，日常生活的用法和学术研究的含义完全迥异，前者意味着边缘的、不确定的、消极的，后者却意味着自由的、能动的、积极的。两者差异的背后现实，绝非是“社会我XX”寓意的厉害光辉，而不过是一把辛酸泪。

　　新梗的诞生，不尽都是凭空蹦出来，还可能来源于一些历史记忆或遗产。有根可追、有源可溯。年底盘点今年的网络流行语，“社会我XX”即为一例。

　　赵珈萱在综艺节目中纠正汪涵说“我叫社会你球姐”，网络电竞选手调侃“社会我鸡哥”，都是在2016年，而时隔一年，微信聊天、文章和朋友圈真正流行起了“社会我XX”和“社会”。什么意思呢？混得好、厉害、牛叉，经验丰富。一是竖起大拇子说你身怀社会大哥的霸气，“惹不起也不敢惹”。二是真心实意地称赞，等同于“厉害了我XX”一词。

　　这里的“社会”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种狭义用法，简言之，指家庭等亲密关系之外的陌生关系，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离开父母闯荡、谋生叫“进入社会”。陌生关系被认为是不确定的，“人心险恶”，“世道不古”，还可能意味着被黑被骗的风险。深谙世事，且混得好的“老司机”由此获得成熟和厉害的肯定。

　　然而，“社会”远不止一种含义。“社”和“会”在古时候的中国通常分开用，泛指逢节日之集会等，但百年前，日本率先把“社会”与“society”对译改变了其定义，经翻译、论述、革命和普及，被用来指平民、社团、民间、社区、自治组织、非正式或自主领域，等等，错综复杂。

　　我由此产生一个困惑，为什么偏偏是“混社会”而非其它最流行，还顺理成章出现了“社会我XX”这样一个梗？是见怪不怪，还是可能窥探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侧面？

　　回顾历史，中国“前三十年”的集体生活遗产实际上还塑造了狭义“社会”另外一种性质，也就是说，家庭等亲密关系之外还不全是社会。城市单位和农村公社等高度制度化的领域，不是社会，改革开放早期的乡镇企业，也不是社会。置身其中“有归宿”。除此外的领域才是社会，工地、民营劳动密集型工厂、个体工商，等等，没有“归宿”即漂在社会上，是边缘的、是流离的。

　　二十世纪末的市场化和国企改革，民营企业和自由劳动者的增长，两者解构了“体制”的神圣光环，而多样化的生活和工作选择自此摇晃着“社会”的边缘印象。但摇晃的程度不容乐观。体制外的谋生还是被等同于“混社会”。即便是自嘲，基本的假设还是一样。即便是在同一个企业，身在不同位置，被制度化的程度不同，眼中的定义自然也不同，比如铁路建设工地，管理者说它是“组织”，而在外来的农村务工人员看来就是“社会”。

　　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1997）。改革开放以来，数十万山乡农民“棒棒军”手持一根竹杆涌进山城，肩挑背抗，爬坡上坎。他们的劳动构成了特殊的打工阶层。

　　所以综上“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是不确定的、边缘的、流离的，一言以蔽之，它的面孔是消极的。除了“厉害了”的荣光，“社会我XX”可见还有一把辛酸泪。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第五卷“政治门”的社会学类图书的按语中是这样说的：“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向国内解释西洋“社会”时说：“民聚而有所布勒（组织）。”这些早期的朴素看法，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谋而合。日常生活中广义的社会概念，毋庸置疑，与此相同。

　　两者的认识基础是，互动产生行为规范，如果行为规范出现且反过来影响了互动，譬如“身在江湖身不由已”，社会即诞生。是为广义上的社会。换言之，是与神圣社会（比如宗教想象）相对应的、世俗的大千世界，无所谓美丑，无所谓真假，社会在此就是每个人，是不灭的、价值中立的。

　　社会科学经典的做法，是出于概念分析的方便，把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划分为三种领域，国家（state）、市场和社会，遵循不同的运行逻辑。理想中的社会是不受权力和资本控制的自主空间，表现形态有二，静态如家庭、行会、社团、学校等，动态如行动、抗议、诉求等。按照马克思的一种说法，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什么意思呢？我和志趣相投者聚集，参加一个读书会或兴趣小组，是社会，到街头宣传环境保护或表达其它诉求，同样是社会。

　　这一“社会”的概念是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起来的。按照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说法，社会是“自然社会”，是第一位的，等到国家管理机构出现才变为“政治社会”，用今天的话说，社会自此和国家相对应。匈牙利二十世纪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则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回顾英国市场经济提出，市场并非从来就存在，而是，通过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业化从社会中蹦出来的。按此观点，社会不只是同国家、还同市场相对应。

　　卡尔·波兰尼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勾勒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要求与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福利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换言之，他以自由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过程来解释自律性市场社会的建立及其衰败。

　　二十世纪至今，米歇尔·福柯、赖特·米尔斯、阿兰·图海纳和麦克·布洛维等学者，已作古的，还在思考的，都在喊出“保卫社会”。他们认为社会是能动的、自由的，而权力和资本可能压缩它的生存空间，泯灭掉它的丰富性。

　　“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

　　沈原、孙立平等中国学者还在此意义上提出中国的“社会生产”。社会通过与国家和市场的博弈获得自己的空间。社会在“前三十年”中沉没，直到改革开放破土而出，而这时候面临两种重压，一是向国家争取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二是向市场要求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利益。

　　世纪之交以来，他们将重建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农民工”和“城市业主”等群体，换言之，这些群体追求和维护权利的过程，即是社会成长的过程。

　　汉语学界首次对“公共”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政治哲学著作，从梳理公共的不同研究进路着手，指出相关研究尚未能探入公共的堂奥，着重强调从政治生活本质上揭示公共的核心价值与政治导向。

　　然而，按照政治学者任剑涛在《公共的政治哲学》中的判断，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往往都低估了市场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社会”是浪漫的天真，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市场退步的时候，社会也将遭遇危机。

　　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相互制衡、合作，才可能保护好个人，道理很简单，这些领域只不过都是人为制造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人、也只有人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现实很遗憾，社会在三者中目前是弱势的，被压的，于是才有了站在社会这一边的呐喊和行动，为的是恢复和建设社会的能动性、自由性和积极性。

　　日常生活中狭义上的“社会”却与此矛盾，是不确定的、边缘的、流离的。是因为学术研究是理想，而日常生活是现实吗？如果说是，答案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都在希望社会变得更美更好，然而，这是广义上的“社会”，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真实的“社会”，鄙夷和轻视的眼光就扑来了，而是渴望被制度化、或到资本市场分一杯羹。这既是现实，其实也是我们残酷的理想。

　　现在，网络流行词“社会我XX”把“社会”变成一个形容词，首先是表示“老司机”“老江湖”的厉害，接着是表达纯粹的赞美。但是，细细琢磨，这个梗滥觞于“混社会”，背后的艰难谁人知？一把心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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