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11月11日消息，11月10日上午10点50分，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刘绪贻教授因脑血管疾病去世，享年105岁。“北有周有光，南有刘绪贻。”继去年语言学家周有光去世后，夜空再添一颗星辰，家人说这位“野老丹心一放翁”一辈子担得起“豁达”二字。

　　出生于黄陂的刘绪贻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一辈子从事美国史研究。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刘绪贻被推选为《美国通史》的总主编之一，并承担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的撰写任务。其间，在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和冲破禁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过程中，刘绪贻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勇气和风骨。

　　历经24年完成的《美国通史》丛书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乃至中国世界史研究上的一座里程碑。

　　2002年，在完成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和撰写工作后，年已九旬的刘绪贻再次拿起笔来，像60多年前一样，笔耕不辍，讲真话，摒伪学，讲常识，弃虚妄，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

　　“这个倔老头，做事从不愿违心。” 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风骨。刘绪贻则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独善其身，要敢于追求真理，居安思危，“因为我太爱管闲事了，管天下事，全人类的事，为这些事情，一天花的时间不少”。

　　社会上啧啧称叹的是他的长寿。记者有幸参加了2012年5月他的百岁寿辰，中气十足的那口黄陂话尾音上扬，似还在耳边：“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对人民、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绝不能为稻粱谋，绝不能屈服于任何压力。”

　　他每天早晨7点起床，8点前吃早饭，然后在电脑前工作到中午12点。午餐吃得少，有时不吃，午睡后又工作到晚上，有时直到11点左右。但从不忌口，爱食肉、绿茶和红葡萄酒。家人告诉记者，即使弥留之际，仍“想吃么事吃么事”，最爱的肉打碎了吃。

　　记者联系上刘老的家人，家人告知，去年刘老仍康健，还出了一本杂文集、一本论文集，“校勘等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今年6月身体急转直下，属正常老去过程。

　　“蛮乐观”，家人介绍，即使八成糊涂、两成清醒，但从来都相信自己这次能好转，清醒时还打算着出门旅游。家人说，生前征得老人同意，不设灵堂，“正逢美国史学会在武大开会，一时间许多学界人士要来家中慰问，一一婉拒”。

　　我之说他可敬，倒还不是说他享誉国内外的社会学和美国史研究成就，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而是说他那种不尚虚名的高尚人品和实事求是的处世态度。

　　2006年，我萌生了与刘绪贻先生合作，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写一部他的传记或回忆录的想法。照理说，自己年龄已经九十三了，精力也渐有不逮，有人主动提出来给自己树碑立传，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当我先通过他的女儿、武汉大学教授刘东，继而又当面向他提出此想法时，刘绪贻先生却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是个学者，埋头做学问是真，其余的什么名啊利的，都是身外之物，自己毫不感兴趣。他尤其对时下一些人自吹自擂、歌功颂德的所谓自传、回忆录厌恶有加，更不欲自己也混迹其中。后来，还是我多次上门拜访，与他共同探讨作为世纪老人留存传记或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甚至请刘东教授从旁“游说”，刘绪贻先生才同意合作。不过在合作之初他又立下规矩：既要写人生的“光明面”，也要写人生的“阴暗面”，努力写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完整人生。在后来的口述和写作中，我们严格遵守了这一“规矩”，我与他合作完成的刘绪贻口述史回忆录《箫声剑影》分别由香港和广西的出版社出版后，许多读者高度点赞的也正是这一点。

　　而我之说他可爱，是因为在我与他的无数次交往中，无论是合作做口述历史，还是闲时上门拜访晤谈，我都感受不到他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学界泰斗，更感觉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与人为乐的老顽童。

　　记得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每当谈到有趣处，刘绪贻先生都会手之舞之，甚至足之蹈之，那种“得意而忘形”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每当这种时候，我甚至都要赶紧站起来，提醒他老人家不要太激动，怕对身体不好，而他则一边呵呵大笑一边连连摆手，说“不要紧不要紧”，引得我和他也一起乐乎其中。

　　在合作做口述历史的差不多一两年时间里，我每次到刘绪贻先生家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除了就便在他家里吃过一两次便餐外，从来没有吃过正式的“大餐”。没想到，这件事刘绪贻先生也一直记在心里。《箫声剑影》的写作收尾时，一次我去他家，临走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来了这么多次，也从来没有正式吃过一次饭。走，今天我请你吃一次‘大餐’。”然后就不由分说，和同样九十几岁的老伴一道，拉着我到山下的小观园餐厅“大吃”了一顿。记得席间还喝了啤酒，老人家那种大快朵颐的劲头，甚至超过了比他小整整40岁的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情趣浓浓。

　　从刘东教授的朋友圈中，突闻刘绪贻先生已于2018年11月10日仙逝，不胜唏嘘。仅以此篇短文，深表悼念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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