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 610065)。

　　内容提要：在中国，社会工作虽然一直被称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却面临着双重不承认的尴尬：即尚未被认可为一门学科，也尚未被公众普遍认可的职业。除此之外，社会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之间还存在相互冲突和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提出现代社会工作概念，从全新的角度阐释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的属性、功能定位，从三大质量特征和反思性专业性的角度阐释现代社会工作对专业性和质量的理解。现代社会工作思想为中国未来构建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尤其是为建设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提高社会工作实践质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考框架。

　　关 键 词：现代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反思性专业性/社会工作实践质量/社会工作职业化

　　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脉络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工作不是“自下而上地生长出来”，也不是“先有实践、后有教育、再有理论”，而是“自上而下地推行出来”，“先有教育、实践滞后、理论薄弱”。从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工作实践(实务、服务)、社会工作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这决定着社会工作作为学科和职业发展样态的三大领域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发达工业国迥然不同。

　　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学科和社会工作职业现状如何？在短暂的40年里已取得了哪些成就和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在社会工作科学化、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议题或口号的背后，究竟隐含着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和社会工作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本文尝试对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社会工作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理论阐释，之后从现代社会工作的视角重新定位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与职业的功能定位，最后尝试从反思性专业性的角度阐释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构建方向。

　　谈及社会工作，通常涉及三大领域：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工作实践(实务、服务)、社会工作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这三大领域共同的任务是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理论是在反思层面回应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实践是在行动层面应对社会问题，而社会工作教育是培养既能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又具有应对社会问题行动能力的专业人才。当三个领域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时，便会形成社会工作学科和社会工作职业。

　　那么，中国社会工作三大领域的发展现状如何？其现状又导致中国拥有怎样的社会工作学科和社会工作职业？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工作能否被称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是否已成为一种职业？

　　首先观察一下社会工作学科。学科与专业不尽相同。社会工作虽然已成为中国380所高校的一门专业，因而已进入专业化①阶段，但它能否成为一门有着鲜明自我身份认同、能够区分于其他专业的科学，即它是否已进入科学化②阶段，还有待于深入讨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于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在三大领域中，中国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研究)最为薄弱。谈到社会工作理论，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借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和模式(包括家庭治疗和心理疗法)。而对于阐释社会问题如何形成、阐释社会工作功能定位的另一种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大陆较为陌生。前一类理论主要来自英美国家，后一类理论主要形成和发展于欧洲大陆德语国家。在欧洲大陆国家，前者被视为社会工作行动和操作层面的理论基础和模式(亦被称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在社会工作方法范畴内被传授，后者被视为阐释社会工作功能、任务与方向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理论(亦被称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张威2017b)。两种理论中，后者尚为空缺。社会工作是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学科和职业，而阐释社会问题如何形成、社会工作功能与任务的理论，目前处于缺失状态。在缺少明确功能定位和任务方向的前提下，任何行动和操作层面的“方法和模式”都可能是盲目的。

　　其次，上述两类理论均来自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基于这些国家历史进程中特定的社会问题，即这些理论是对这些特定问题的一种反思性和行动性回应。因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它究竟如何阐释社会问题的形成、如何阐释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换而言之，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科拥有能够清晰阐释社会问题形成原因、社会工作功能定位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吗？假如没有，社会工作如何能被称为一门学科？如何在科学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假如没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如何确立自己清晰的方向？

　　很显然，目前的中国社会工作很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只是在形式上成为高校的一门专业。在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极其薄弱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必然受到局限。这一局限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对社会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性阐释，进而缺少对社会工作功能定位的清晰界定。接受专业教育的学生除了会喊“助人自助”的口号外，不具备从宏观层面解释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更不清楚社会工作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所承担的功能与任务。二是视角聚焦于“个体”，社会工作被等同于“临床治疗”，其功能演变为“修理个人脑袋”。因缺少宏观性系统性分析视角，社会问题被个体化，服务对象被病理化，社会工作的任务演变为“促使有病的个人适应健康的社会”。三是视角聚焦于理论模式和方法技巧层面，并将其置于专业教育的核心地位，而与其相连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结构性因素以及社会工作职业的整体框架条件被严重忽略。无论是社会工作理论课，还是社会工作方法课，抑或社会工作实务课，都在传授借用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模式(包括家庭治疗和心理疗法)，各类课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在传授模式和方法的同时，缺乏对这些模式和方法形成环境和历史背景的阐释，缺乏引导学生思考与其相连的框架条件，比如，在西方发达工业国，社会工作的整体职业环境以及与其相连的立法、财政、机构、人员等框架已经较为成熟。忽略的结果是学生不具备在社会环境框架下观察模式和方法的意识和能力、只会孤立机械地套用相关理论。四是将知识和方法绝对化和核心化，缺乏对学生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培养，尤其忽视培养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当然，做到这点的前提是教师自身除了教书和传授知识，还需要具备社会工作职业领域的实践经验以及反思能力。上述这些局限与受英美国家影响有关，实用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至上的传统占据主导。模式和方法被视为理论的替代品，而阐释社会问题成因、社会工作功能定位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样被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既不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也不清楚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也不具备在社会环境下观察专业行动的能力，更不具备将知识转化为适宜于具体情境的行动之能力……这种所谓的专业人才只会尝试将理论套用于实践，不停地寻找各种先进方法，而当先进方法不管用、邯郸学步失败时，他们便会高喊“不适应性”“水土不服”和“本土化”。但需要深入思考的是，难道只是来自国外的理论模式不管用这么简单？或者问题的根源难道真的仅在于本土化吗？

　　其次，来观察一下社会工作职业。需要首先澄清的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吗？抛开社会工作，职业与行业和短工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知识体系，二是行动自主性。短工(Job)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体系，只需基于经验之上。不需要行动自主性，只需要服从安排、遵守规定即可；一个行业(Occupation)则能自主制定规则、较为系统地开展工作、相对独立、拥有一定知识体系；一种职业(Profession)则拥有较高的行动自主性、独立的知识体系、能自我负责，能与其他职业竞争(Otto 2018)(见图1)。单从职业与行业和短工的区别来看，中国的社会工作似乎界于短工和行业之间，尚未成为一种职业。

　　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社会工作作为职业状况：一是国家层面，是否有社会工作立法、社会工作法律体系，以确保社会工作的法律依据和财政来源？或者政府是否出台了可以解读社会工作的政策或文件？二是社会层面，是否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角度明确定位了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任务，是否澄清了社会工作与社会的关系？三是机构层面，社会工作是否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组织。四是知识体系层面，社会工作是否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能向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比如应对贫困、失业或疾病)、并能反思性地分析自身的知识体系？(Otto 2018)。五是行动自主性层面社会工作者是否拥有较高的行动自主性，能否相对独立地组织开展自己的工作，无须受制于行政指令或自由经济市场的影响？六是社会认可度和薪酬水平层面，百姓和政府是否熟知或认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否拥有较为满意、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

　　那么，中国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其现状如何呢？首先在国家层面。政府虽然近几年出台了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文件，并大力推行社会工作，但这些文件大多停留在倡导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描述层面，而能确立社会工作法律依据、确保社会工作财政来源、保障社会工作落地实施的社会工作立法至今尚为空缺。在法律依据层面，比如，社会工作要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中发挥作用，而当社会工作者涉及具体案例，需要做出抉择和行动时，社会工作者有哪些法律依据、允许做出哪些干预，便模糊不清了，再比如，某儿童的父母一方是精神病患者，另一方在监狱中服刑。在财政来源层面，目前几乎所有社会工作机构完全依赖于项目制生存，这种机制虽然可以确保政府资金用于基层组织，但它与其他所有管理机制一样，根植于中央集中管理型国家模式下，可能成为一种被权利和关系所操控的资源，决定国家资金流向的不是百姓需求和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性，而是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利益交换和资源争夺。在落地实施层面，还决定了社会工作被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方式。这种通过各级政府逐级推行的方式，一方面力度较大，利于快速推行(这也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当国家的各类重大社会工作战略部署，被一级一级地下达到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时，能够真正实施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众多不确定因素。同时，这种被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方式带有极强的行政任务色彩，它决定了中国社会工作根植于行政管理机制的生长特征(有别于西方社会工作自下而上出现、根植于百姓需求的生长特征)。第二是社会层面。从国家出台的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文件描述来看，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发展、文化发展的均衡发展中，社会工作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作用究竟与社会层面有何关联，这点并不清晰。人们只会喊“助人自助”，而这一口号只涉及社会工作面对个体的功能。第三是机构层面。如上所述，行政任务是自上而下的，百姓需求是自下而上的，当两种方向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为了自保，会偏向行政职能。以非官方机构为例，在法律依据和财政来源无法保障的前提下，社会工作机构只能先保命、在利益交换和资源争夺的夹缝中求生存。为了生存，很多社会工作机构甚至演变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他们的任务只是跑项目，一些社会工作机构演变成项目包工头，只要能申请到经费什么都做，项目结束后什么都不做。跑项目成为核心任务。主观设计的项目被称为作品、品牌，完成项目的过程沦为一种活动秀、照片收集、数字统计。似乎社会工作变成任何问题都可以插手，但同时又变成任何人都可以替代之。因为与百姓需求脱节，很多社会工作者不得不用发礼品，引导服务对象参加设计好的活动。这种机构层面的社会工作异化现象，与社会工作机构所处的位置和处境直接相关，社会工作机构界于国家(政府)和百姓之间。理想情况下，社会工作机构应该在两者之间承担着双重功能，而在中国，它们迫于生存压力，单方面地倒向资助方，甚至沦为行政工具，即只向上仰视，而百姓需求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完全无视。这种社会工作异化现象直接产生了第四、第五、第六层面的问题：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和精力并不在百姓需求和应对社会问题上，知识体系本身成为摆设或者纸上谈兵；迫于生存，必须依附于体制、甚至沦为行政工具，使得社会工作者很难拥有行动自主性；追求表面政绩、将社会工作标准化、流程化、指标化、数字化倾向日益严重，工作流于表面、薪酬低下、岗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一线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充满失望和不满。这种社会工作异化现象的后果是显然的：百姓不清楚社会工作是干什么的、对其毫无兴趣、更谈不上认可。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政府一样很难认可社会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上述六个层面的分析只涉及社会工作领域的局部状况，而非全部。另一方面中国的区域性差异很大，它只能代表某些区域的状况，而非全国。但从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现状来看，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成为一种公众普遍认可的职业。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工作充其量处于职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上文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的发展现状和困境，也可被描述为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实务、服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相互妨碍和制约，或者说，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之间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每一个领域中。比如，社会工作教育中学生的论文和答辩环节，尤其映射出这种冲突和矛盾③。“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直接体现在职业现状中、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印象和理解以及百姓对社会工作的印象和理解中。这种矛盾，也是社会工作初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但问题在于：该如何弥补与应对？或者说，到底缺少了什么，导致出现这种冲突和矛盾？笔者认为，妨碍和制约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与职业发展、或者说社会工作三大领域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基础性问题和方向性问题没有得以澄清和阐释。比如社会工作的学科和职业属性有何特征？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是什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体现在何处？在还不清楚“往哪儿走”“在哪条路上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工作就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走”，带着一堆“借来的工具”、匆匆迷失在“方法技巧”的丛林中。当拿着这些工具无法使用时，又提出要“本土化”。假如本土化是指国外的理论模式无法适应中国国情的话，“本土化”本身显然不是解决之道。因为在其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讨论，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澄清中国社会工作的方向。而澄清中国社会工作基础问题和基本方向，需要发展社会工作基础理论。

　　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亦称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有别于目前国内熟知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亦称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即主要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社会工作的行动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模式，而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来自本学科，其任务是阐释社会问题如何形成、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与任务，该理论系列在欧洲大陆德语国家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张威，2012)。本文的任务不是介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而是在欧洲大陆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框架之上，针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构建方向，提出一个思考框架。尝试提出现代社会工作概念，尝试在这一概念和思想下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框架因素，尝试思考中国社会工作在未来究竟能朝或该朝哪个方向走。

　　现代社会工作中的现代与当代一词关联不大，并非指当今时代下的社会工作。笔者更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作提出现代社会工作概念，也就是说，现代一词的侧重点更多在特征和思想上，而不在时间维度上。既然如此，笔者需要首先界定传统社会工作的特征。

　　本文中的传统社会工作是指截至目前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社会工作学科属性和职业定位的认识和理解，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一对社会工作学科属性的理解。在英美国家和中国，社会工作被定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即社会工作更多被理解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如应用社会学。这种理解的前提是，社会工作学科与社会学学科的性质类似。诚然，社会工作是一种跨多学科的交叉应用型学科，社会学是社会工作最为重要的相关学科，但对于两者的本质区别，人们缺乏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因缺乏对社会工作学科属性的探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借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被视为社会工作理论的替代品，因而也导致以模式和方法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二是对社会工作职业定位的认识。无论是国家文件，还是专业教材，都充斥着助人自助的口号，似乎社会工作只承担着面向个体服务的单一功能。此外，目前的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将社会问题个体化、面向个体“修理个人脑袋”，目的是让有病的个人适应健康的社会。“将社会工作治疗化”便属于这种倾向：另一种是无视百姓需求，为了机构生存依附于体制，沦为行政工具，“将社会工作异化”便属于这种倾向。社会工作职业究竟承担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社会工作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显然，这些基础性问题是模糊的。三是对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质量的理解。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对专业性和质量的理解主要基于“专业知识”之上，即受过专业教育(本科、硕士、博士)、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初级、中级、高级社会工作师)便是专业人才。这一理解的前提是，社会工作职业与技术性行业一样，可以凭借运用知识和技术到达工作目的。由此，知识和技术被置于核心地位。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吗？很显然，人们对社会工作职业特征和专业性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的。

　　针对上述传统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学科、职业、专业性的理解，笔者提出现代社会工作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基于以下两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思想，即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奥托(Hans-Uwe Otto)的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另一方面基于笔者对中国国家模式和中国社会工作现状的思考。现代社会工作从全新的角度阐释社会工作学科、职业、专业性和质量的特征(见表1)。

　　首先，在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属性层面。社会工作既是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也是一种反思性职业。奥托认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有别于“常规科学”，社会工作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常规科学体系中的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是从外部立场阐述其客体，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观察者。而在“反思理论”中(如教育学理论)，不存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它属于体系内部观察(在欧洲大陆德语国家，社会工作隶属于教育学)。两者的区别显示出：为什么反思理论比常规的科学理论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Dewe/Otto，2005b)。从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工作不是一种纯粹的常规科学，而是具有极强的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结构特征(Dewe/Otto 2005a：184)。

　　其次，在社会工作功能定位层面。现代社会工作认为，人的塑形和最终发展状态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种影响因素可能不同，比如，在西方国家，种族、性别、阶层、年龄、身体、移民、宗教、地理环境等因素可能起着较大的作用。而在中国，过去30-40年的社会经济变迁与城乡环境变化对个体和家庭的生活世界影响巨大，很多社会性压力被传递到家庭中。社会不平等性永远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致结果，而是社会分层、权利关系、权利体验交叉影响所产出的一种结果(Otto，2018)。现代社会工作是一种界于个体和环境之间，通过促进个体能力建设和改善环境条件而促成个体发展和个性形成进而缓解和应对社会问题和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过程。由此，现代社会工作被置于个体的生活世界以及客观社会环境与体系世界两者之间的位置。如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在生活世界中价值理性占主导，在体系世界中目的理性占主导。两种世界中，体系世界确立规则，侵入个体的生活世界，影响、控制着个体的生活世界。现实中，很多人选择屈服于体系世界(张威，2017d)。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均衡(张威，2018)(见图2)。一方面社会工作需要与来自体系世界的巨大影响抗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本身也属于体系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存在着一定难度(张威2017d)。

　　从这一理解出发，在实际工作中，虽说社会工作者总是与个体、家庭或某群体工作，以协助其处理和应对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但个体的问题或困境总是与其所处环境相连、甚至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除了个体层面的问题成因，社会工作者也需要反思环境因素。现代社会工作的任务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以个体的生活世界为本、促进个体的个性发展和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社会环境和政策框架层面反思，如何创造或改善有利于个体发展、有利于生活世界的最优化客观社会条件。比如，如何从宏观层面改善社会环境、改变社会结构，如何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劳动就业政策、住房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其他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Thiersch 1992)。现实中第二个层面通常不被重视。假如现代社会工作能够在个体和环境之间完成平衡两者这一任务、使其协调一致，或者说，如果环境能够提供一定的条件，那么就能最大程度地促使个体发挥其个性、使其成为一个拥有独立能力的人。从这一定位来看现代社会工作具有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助人是指面向个体提供支持、助其自助，监督是指接受国家的委托、监督社会风险因素、促进社会稳定。双重职能的目的在于治理和减少社会不平等效应。社会团结或社会凝聚力(Solidarity)(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认可)成为社会工作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基础。

　　第三，在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质量层面。社会工作既是职业化反思科学又是反思性职业的双重特征决定了社会工作处于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中，这一特征尤其对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专业性和职业能力提出一定要求。现代社会工作从反思性专业性和社会工作整体职业结构和框架条件的角度，重新理解和阐释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学科理解为一种职业化反思科学，将社会工作职业理解为一种反思性职业，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工作，从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以及个体与环境的双重视角应对个体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

　　现代社会工作认为，处于社会工作职业核心地位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专业行动，而专业行动有赖于专业知识和行动能力，并且受制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结构性条件，因此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辩证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相对地看待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并在各种结构性框架条件下观察自己的专业行动。因而专业性只能体现于具体的行动中、具体的案例中、具体的情境下。现代社会工作对专业性的理解，主要具有以下三个质量特征：

　　民主理性作为一种结构性质量特征，与专业性的政治使命密切相连。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改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为案主的生活重塑和能力建设提供所需的社会条件、创造有利的发展机会以及物质性和文化性生活基础(Dewe & Otto，2018)。结构性质量特征表明，现代社会工作绝不只是一种面向个人的生命影响生命的行为，亦是一种政治性行为。

　　该特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相对)关系化原则，该原则作为一种专业理性涉及行动层面，它将科学知识、职业实践能力、日常生活经验置于一种系统性相对关系之中。科学知识遵循可检验、尽可能客观或符合真理的逻辑，职业实践能力、日常生活经验则需要实用、有效、适宜于特定状况和资源(Peters,2010)，在专业行动中两者必须被置于一种相对关系中⑧。第二个层面涉及(相对)关系化原则的运用，即在具体的案例中，在专业知识与案主的日常经验和解读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话式交流(Dewe & Otto，2018)。换而言之，社会工作者有能力将科学知识(专业知识)、解释问题的能力、实践经验、日常情境相连接。如贫困问题，当社会工作者面临一个具体案例时，他不仅有能力在众多理论的基础上、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贫困，并且有能力在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案主的日常经验之间进行对话式交流和融合。分析性质量特征表明，现代社会工作所理解的专业性绝不是将理论模式和方法套用于实践，而是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日常经验和现实情境等因素相对化，并将其置于一种对话式交流状态中⑨。

　　反思性是在特定案例中对相对化原则的一种方法性运用。从这一角度讲，反思性能体现专业性所达到或能达到的程度，而这种反思性总是因案例而异。在案主平等参与的框架下，将处理案主问题的过程视为一种代理性工作(同上)。换言之，社会工作者允许案主发言，案主可以自己解释和描述问题，社会工作者有能力想象他的处境。目的在于，促使案主找到新的行动可能性，同时增强其自主性、增强其自我表达、扩展其自我发展的空间，并且这种新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适宜于案主的自身状态和现有资源。在特定的行动过程中，反思性作为一种无法标准化、无法技术化的相对化原则运用方式，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Otto，2018)。系统性质量特征表明，现代社会工作所理解的专业行动绝不是社会工作者告知案主如何做的过程，而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平等合作、共同协商的过程(12)。因此它有别于标准化、技术化应对社会问题的方式。

　　奥托(Hans-Uwe Otto)在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中提出反思性专业性(13)概念，此概念不仅将上述三个质量特征相连，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因此笔者认为，反思性专业性亦构成现代社会工作的核心要素。在现代社会工作中，反思性被理解为专业行动能力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使用该词的风险在于，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犯了错误之后的反省或针对某事的思考和回顾。本文中的反思性与此关联不大。那么，奥托所提出的反思性专业性究竟是指什么，它具体体现于何处？

　　反思性专业性亦称反思能力，它通常指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以下几类能力，以系统性和结构性思维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自我反思的能力(对自己的批判意识)、从他人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从他人视角观察自我的能力、即使在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条件下也能处理案例的能力、允许不同观点和不同解释存在的能力、随时准备好调整自己判断的能力、借助自身影响均衡或协调竞争规则的能力、将个人知识与社会环境相连的能力(Otto，2018)。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阐释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首先，具备在社会环境框架下解释社会问题、系统性结构性理解案例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具备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能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众多(甚至看似散乱或矛盾的)理论观点中(比如贫困问题)，社会工作者有能力决定用哪一个理论分析解释，并能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能够在社会环境的框架下观察和理解具体的案例工作。清楚什么是案例？案例的背后隐含着什么？在面对具体案例时，他有能力超越个体观察个体生活的环境，能从个体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的双重角度作出判断，能从个体和环境的双重维度理解和分析案主的问题和处境，哪些因素与此案例有关、与此问题有关？比如个人、家庭等内部因素，或邻居、学校、社区等外部因素，或城市、区域等社会因素(Otto，2018)。清楚社会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面向案主促进其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是为其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扩展其生活空间，使他在社会上拥有实现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见图3)。社会工作者不仅有能力通过实证研究获得知识，也有能力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描述案例。他不仅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也具备外部反思和批判反思的能力。

　　图3：现代社会工作的反思性专业性之一——在个体和环境的双重视角下理解案例工作：能力建设和空间扩展

　　其次，具备创立第三逻辑的能力。在专业行动中社会工作者具备将科学世界(学术世界)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能力，能兼顾影响或制约专业行动的各种环境性和情景性框架条件。每个案例都不一样，他能根据具体情景处理案例。换而言之，社会工作者能够将自身的系统性知识与实践经验和现实环境相结合，能在专业行动中创立出自身逻辑，即所谓的第三逻辑。第一逻辑是学术逻辑，它来自学术领域的系统性科学知识(即专业知识)或学术思维；第二逻辑是实践逻辑或经验逻辑，它来自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实际体验或百姓思维。第三逻辑不能单单出自学术逻辑或实践逻辑，而应界于两者之间，它必须由社会工作者在专业行动中根据具体案例和情境创立出来(Otto，2018)。如图4所示，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几个步骤中，第三逻辑位于科学领域和实践领域两者之间的位置。在科学领域中，社会工作者首先拥有系统性、理论性科学知识或专业知识(拥有知识)，其次能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解释问题(理性分析能力)(如贫困)；在实践领域中，社会工作者首先能情境化理解案例，将理论与实践相连(情境化能力)，其次拥有运用技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转化能力)；第三逻辑立于科学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只有专业人员有能力将两者相连(见图4)。

　　图4：现代社会工作的反思性专业性之二——在科学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创立第三逻辑 (资料来源：张威2018；Otto 2018)

　　第三，具备与案主平等合作的能力。在与案主工作的行动层面，为了能够协助案主认清问题，帮助其逐渐形成自主掌控生活的能力，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案主合作的意识和能力。传统的社会工作方式是家长作风，社会工作者认为：“我是专家、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即社会工作者自上而下地要求或命令案主。这种直接告知案主的做法通常会遭遇失败或无效，而这时社会工作者会认为“案主不配合、很顽固或无可救药”。为了使工作产生效果，即为了使案主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发生改变，或者为了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或某个社会化环境发生改变，社会工作者除了具备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还需要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而能否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行动能力。这种反思性行动能力是指，社会工作者能否在合作的意识下，与案主进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状态，而这种互动状态包括了以下三个环节或过程(见图5)：

　　环节一，社会工作者能够做到暂时从内心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或者“从上面下来”。它要求社会工作者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有能力感知和感受案主的生活世界，并从他的现实环境角度(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为此，社会工作者必须能做到从内心深处尊重和接受案主、将其视为有尊严的个体与其平等对话、允许他平等参与和从自身角度阐释问题，并推动其情感表达或解除其情感封锁(而不是要求甚至命令案主)。在此环节，社会工作者能否允许案主平等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标志。

　　环节二，与案主合作。社会工作者只有做到了“从上面下来”，才可能与案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关系。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仅允许案主表达不同观点，而且也有能力理解他为什么有不同观点，并能学会利用不同观点、将不同立场相连接。只有在此基础上，当社会工作者基于科学知识之上从新的角度重新解释问题时，案主才可能跟得上，社会工作者才能通过与其沟通协商和讨论，发现和界定真正的问题，进而达成一致目标。在此环节，社会工作者能否在案主平等参与的过程中发现和界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标志。

　　环节三，社会工作者“推动案主从下面上来”。这一环节是所有工作中的关键，它既是目标，也是难点，“助人艺术”也最能体现于此。案主能否“从下面上来”，取决于多种因素：受助者，助人者，两者的互动状态等。其中受助者因素又包括他的学习能力(接受新思维方式和付诸行动的能力)、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成因与积累时间和程度，他所处的现实环境状态和质量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社会工作者必须清楚，除了引导案主从新的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扩展其视野和空间，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是协助案主培养一种将新思维付诸日常行动的践行能力。而“能力建设”是一个漫长、持续、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它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的耐心以及长期的陪伴和支持，而且需要紧密围绕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即贴近日常生活)(张威，2017c)。当案主真正“从下面上来”时，他不仅掌握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亦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种方式，这时，作为案主的个体就转变为作为(拥有独立应对问题能力的)公民的个体(Otto，2018)。在此环节，社会工作者能否对案主产生影响力并推动其能力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标志。

　　现代社会工作概念及其核心思想为中国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和基本方向。从长远角度讲，它具有以下意义：

　　(一)防止社会工作学科陷入危机，进而防止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陷入危机(比如专业被取消)、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建设。澄清中国社会工作的基础性和方向性问题迫在眉睫，尤其是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等议题。而澄清这些基本性问题的任务主要在于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建设。现代社会工作旨在抛砖引玉，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提供一个思考框架。尤其是个体与环境的双重思考视角，旨在推动社会理论与行动理论的结合。

　　(二)防止社会工作职业陷入危机(比如职业被淘汰)、确保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性和质量。中国社会工作逐渐沦为行政工具、走向异化的趋势，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这种趋势若继续蔓延，会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成为可有可无的领域、最终被淘汰。而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专业性和质量保障，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特征，为未来中国发展高质量的社会工作职业，提供了清晰的思考方向。

　　(三)使得社会工作本土化讨论的实质更加清晰化，从全新角度理解社会工作的学科和职业属性。本土化的讨论，恰恰是在传统社会工作的框架下出现的，或者说，在对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属性、专业性和质量的传统理解方式下(如知识和方法代表专业性)，本土化是必要的(如理论和方法的适应性)。现代社会工作从全新的角度阐释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的属性以及专业性和质量，尤其从三大质量特征和反思性专业性的角度阐释社会工作职业的核心能力，促使人们站在全新的角度重新观察社会工作职业的整体框架和专业行动。假如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行动能体现出上述质量特征和反思性专业性，那么他能够智慧地观察和思考自身的专业行动以及制约和影响其行动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国家治理模式，而无须借助本土化的口号寻找答案。

　　但另一方面，从短期角度讲，中国目前构建现代社会工作尚存在一定难度。现代社会工作思想的真正实现，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其一，澄清中央集中管理型的国家模式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社会工作的地位是怎样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不仅需要学术论证，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和立法层面。在某些西方国家，这两点已通过社会立法得到清晰阐释。假如无法澄清社会工作在社会中行动的意图和功能，无法清晰定位其目标，就不可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工作。其二，在此基础上，澄清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与“自下而上的百姓服务”两者之间，社会工作能否确立自己的位置？尤其当两者出现冲突和矛盾时，社会工作是否有能力均衡两者？假如无法明确澄清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则谈不上专业行动，反思性专业性和质量更是无从谈起。其三，澄清社会工作使用的价值观是什么？社会工作者在行动时，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和价值观？西方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基于基督教教义(如与他人分担痛苦)和中产阶层价值观(如尊重、平等)，那么中国呢？中国40年社会经济变迁所带来的消费优先和物质至上，导致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步步退却。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时遵循着哪些价值观呢？另一个难点在于，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基于民主理性和平等尊重，只有在社会团结、社会凝聚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认可)的氛围下才可能发展现代社会工作，这些价值观更多强调他人权利和他人视角并基于一定的社会氛围，而中国社会工作者生活在一个更多强调义务和等级的现实环境中。在实际工作中，他能否自然而然地做到与他人平等对话和合作？在现代社会工作中，知识被视为一种社会构建，科学知识总是与价值观相连并受其影响。

　　现代社会工作的构建有赖于诸多前提条件，亦需要社会工作三大领域的同步发展，尤其是长期的科学研究与理论建设，尽管如此，现代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及其核心思想，对中国建设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提高社会工作实践质量具有战略意义。

　　①本文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是指：社会工作已成为高等院校中的一门专业，该专业致力于为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是指所有从事一线社会工作的人员均接受过专业教育或专业训练的状态。

　　②本文中的“社会工作科学化”是指：社会工作已成为一门“有着鲜明自我身份认同、能够区分于其他专业”的“学科”，或者能够被称为一门“科学”，如“社会工作学”。

　　③社会工作教育中学生的论文和答辩环节中的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冲突和矛盾体现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科学化缺失。因中国的社会工作科学化几乎为零，社会工作学科没有自身的理论体系，社会工作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所引用的理论基础几乎都来自社会学或心理学(社会支持理论、需求理论等)；因没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工作功能定位不清，学生只单一强调助人自助，而对社会工作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完全不清。比如在企业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拥有助人与监督的功能，而学生的企业与国家的视角全无；因没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学生对基本概念模糊不清(比如社区工作与个案工作的区别)。社会工作自身理论体系的缺失，导致学生对基础问题和基本方向模糊不清。二是职业化处于初级阶段。学生们在现实中、机构中所做的，要么与社会工作无关(如环保工作、小学生课外补习)，要么是慈善工作(如义卖、义集)，要么是丰富业余生活的文娱体育活动(被学生理解为社区工作、社区服务)。三是问题重重的专业化。书上教的、理论内容，又基本来自英美国家。因而，科学化缺失、职业化处于初级阶段、专业化问题重重，三者完全不同步，处于矛盾之中。尤其是专业教育与职业化现状完全脱节，体现在学生论文里便是：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综述，全是书上的内容。实证研究或实践分析是另外一套东西(社区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最后结论处，又牵强地回到最前面的理论。论文前中后完全脱节。

　　⑧替尔施(Thiersch)曾这样比喻：在古希腊传说中，当大力神安泰俄斯站在大地上时，他就力大无比。但是当他被高高举起、离开地面时，他就会失去力量、变得非常无助。“应对个体性和社会性危机的过程”亦是如此。单凭日常努力和生活经验，与社会发展抗争，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将这种努力相对化(将各类知识和能力置于系统性相对关系中)，那么这种抗争便是有必要的(“大力神”力大无比也是有可能被战胜的)(Thiersch，1986)。

　　[1]张威，2012，《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探究——一个学科构建的新视角》，《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九辑.

　　[3]张威，2017b，《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专业性”与核心职业能力：对“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的解读和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4]张威，2017c，《对“社会工作科学化”的探究——“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的思想与启示》，《社会工作》第3期.

　　[5]张威，2017d，《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思想——兼论构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战略意义》，《社会工作》第4期.

　　[6]张威，2018，《“反思性专业性”——社会工作作为“反思性职业和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灵魂》，《中国社会工作》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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