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综艺节目一直是亚洲华人电视娱乐的标版和风向标。其幽默搞笑、明朗活泼的主持风格和内容编排风靡港台和东南亚地区，也催生中国大陆综艺节目开创和逐步兴盛。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制于台湾经济低迷、新媒体的多元并存和年轻族群的媒介偏好，台湾综艺节目收视大战愈演愈烈。被视为“三王一后”收视法宝的张菲和吴宗宪，也难免遭遇下课或是收视尴尬，台湾综艺节目的价值取向和内容选择亦有用低俗换取眼球经济的趋势。本文立足吴宗宪这一台湾标志主持人的节目困境，尝试从多个角度去解读台湾综艺节目的危机与问题。

　　维基百科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月，台湾共有电视频道134个，播出形式主要分为无线和有线卫星两大类型，而在台湾传统的无线四台（中视、台视、华视和民视）主营业务来看，电视剧和周末综艺都是各家电视媒体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有线带状电视频道（比如中天和东森），这种综艺立台的思路和现实操作更为鲜明。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前后，这十多年是台湾综艺节目的巅峰时期，电视和其他媒体的合力，通过官方和民间多种通路，将台湾电视综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向极致。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下文简称《我猜》），2000年，收视率连续多周超过10点的神话，就是台湾综艺节目市场认可的最好明证。但是，伴随近年来台湾经济的持续放缓，加上电视观众对主持面孔和节目形态的审美疲劳，综艺节目制作和收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华视这样的无线大台，周末综艺（周五到周日）晚间黄金时段，收视率长期徘徊在2个百分点之下，以吴宗宪为代表的综艺主持人和节目，正面临收视困顿和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

　　台湾综艺节目的衰微与区域经济环境的缓速和公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关系密切。经济大环境的景气指数影响到企业广告赞助的投放意愿，而广告招标的走低，又反过来影响播出平台对制作单位的苛刻要求。以吴宗宪为例，他现有的三档综艺节目（《你猜》（原为《我猜》）、《POWER星期天》、《亚洲天团争霸战》）每个节目每期的制作预算大都在80-100万新台币左右，而他本人25万新台币每小时的主持价码，导致每期制作成本将近一半都成为主持人的酬劳。在这样的状况下，制作单位只能缩水节目流程和嘉宾阵容，因此收费低廉的通告演员和简单无趣的游戏环节则演变成制作团队的固定脚本。另一方面，年轻受众群体对综艺节目缺乏诚意的播出样态，在网络媒体的劝诱下，最终做出放弃电视的抉择。遍观台湾所有的综艺节目，粗制滥造，缺乏精品，可以被概括成此类节目共有的硬伤标签。对于吴宗宪的制作团队而言，他们缺乏的是耐心，迫于收视和厂商的压力，经常无法将一些精妙的创意和构思坚持到底，这折射出台湾综艺功利至上的节目导向。

　　“腥膻色”是台湾综艺的一大标志，部分原因是台湾综艺节目脱胎于宝岛早期的秀场文化，在从秀场移师电视平台的过程中，“开黄腔”、“咸湿色”等市井低俗的表达方式嫁接在急智幽默等个人风格中，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前有猪哥亮，后继者吴宗宪、康康等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争议性的话题人物，在经遭民间团体的抗诉和新闻管理当局立法的管控下，虽有所收敛，但时至今日仍屡禁不止。以吴宗宪节目为例，在其主持王牌综艺《我猜》期间，因为亵渎穆斯林礼仪而被网友炮轰抵制，一些节目以取笑模仿台湾残疾歌手为噱头，炒作个人绯闻和社会新闻，制造眼球经济，这种媒体和制作单位合谋消费主持人和创设争议焦点的宣传噱头，引发社会和公众对于媒体责任意识的广泛质疑和诟病。而这一切，几乎都可以归结于赚取收视的畸形心态，也是功利主义盛行、道德良知缺失的最好说明。

　　“三王一后”（张菲、吴宗宪、胡瓜、张小燕）曾经是台湾综艺主持阵营中的第一梯队，在张菲下课和张小燕淡出之后，其他两者已然是台湾综艺世界的王者，与胡瓜专注于本土受众、深耕闽南方言综艺不同，吴宗宪致力于打造影响两岸三地的综艺版图，从1996年接棒主持《我猜》到现在，其占据台湾荧屏整整16年，鼎盛时期曾同时主持7档节目，这种24小时充斥周末黄金时段的高密度曝光，使得在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受众群体，难免出现审美和视觉厌倦，他现在节目收视率的惨淡也不难理解。以其2012年5月开播的《亚洲天团争霸战》为例，首播收视只有0.27，其他两档节目（《你猜》和《POWER星期天》）也分别在周六和周日晚间时段排名垫底。而在大陆蹿红又回锅主持的欧弟，其新节目则全线飘红。追求新鲜和多元的年轻群体，对于明星主持高频的重复出镜，回应为逆反和抛弃。这一点，对于大陆综艺节目也是教训。

　　相比十年前的综艺繁荣，台湾现有的综艺节目遭遇普遍瓶颈，其根本原因应归结于经济大环境萧条。台湾目前的通胀指数，是2000年来的新高，通胀导致购买力不足，影响消费。而企业的信心指数与消费者的购买力呈正相关，通胀后的滞销迫使企业压缩开支减少广告投放，进而造成节目制作费用的短缺和拮据，这种强越强、弱越弱的马太效应，最终演变成收视效果的惨淡低迷。另一方面，以微博和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强势崛起，分流和稀释了台湾地区基础薄弱的收视人群，也加剧了综艺节目的生存大战，结果只能是拉低综艺节目的平均收视水平。以庾澄庆主持的《百万大歌星》为例，其新颖的唱歌猜词的节目形式，使得该节目在2009年全年破3居冠，但三年后的今天，也面临其他节目、其他媒体同质化的冲击，收视下滑明显。造血功能衰竭和竞争白热化，可以看成是台湾综艺节目困局的首因。

　　“晕轮效应”的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仍以吴宗宪为例，1996年接手主持《我猜》，吴宗宪灵活急智、幽默灵敏的舞台风格迅速为观众认可和接受，其快捷反应、直播出彩的个人特征，一举奠定华人世界综艺天王地位。甚至他的一些言论也被整理成《宪哥语录》，在网络世界广为传诵。可以这么结论，吴宗宪语言魅力成就了他，但随着名利带来的负效应，口无遮拦、绯闻和丑闻的版面头条，也在暗损他的“晕轮”光环，逐步培养起观众对他不良形象的印记，最终塑造成另一种恶评的“晕轮”，并出现明星杀死节目的反效果。

　　再者，从传播学“把关人”理论解读，主持人和综艺节目本身具有社会塑造和信息过滤的控制功能，如果媒体节目所塑造的拟态环境与社会现实有巨大分歧，而承担把关角色的节目团队和主持人不能正确导向和疏通，必然引发社会公众的巨大非议。吴宗宪在其节目中争议话题和调侃态度，短时期确实缔造了眼球收视的神话，但稍有批判思维的受众辩证分析，很容易对节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出质疑。“晕轮效应”和“把关人”理论，对于所有综艺节目和主持人建立形象和确立权威，都发挥着双刃剑的效用。

　　从社会政治环境考量，台湾综艺节目的混乱和困境，也有其政治生态影响的因素。台湾的议会混战和选举交锋，历来被渲染成台湾社会民主的标签，这种乱象在综艺节目的延伸，就是各家电视台纷纷上马政界人物模仿节目，通过对政界人物和社会公众形象的调侃和贬损，来强化观众对媒体的信赖和忠诚，这种放任和众生狂欢的综艺格局，在消解权威和政治的同时，也伤害着媒体的公众地位，并极大刺激年轻收视人群的效仿和颠覆，亦会加强公众对媒体的负面观感。

　　台湾综艺节目按资排辈的所谓“演艺伦理”造就了台湾主要综艺节目天王把持、新人难觅的怪象。台湾主要的四大无线台，是台湾最主要综艺节目阵地，黄金时段长期为以“三王一后”为首的综艺大咖所控制，几乎在周五到周日的晚间时段，看不到30—40这个年龄段的主持阵容。一方面，起用大牌主持人出于收视保证，但同时也会影响到80、90后青年收视人群的流失，并有可能伤害到新一代主持的工作热情和职业理想。文化形态上的乱象和主持领域的潜规则，可以被为台湾综艺节目式微另一因素。（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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