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高考与高考“成功”以后的大学生前途及工作之后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高考便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高校选拔学生的活动，而成为“命运改变”的台阶或门槛。那些通过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读书的学生，不仅在大学读书期间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拥有较多的机会和资本，社会上广泛传播的“知识改变命运”口号可以说就是对高考功利内涵最直接的阐释。

　　高考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履行为高校选拔人才职能的同时，担负了来自社会许多方面的利益要求。比如政绩诉求、升学率指标、补习学校和补习班、出版商和发行商们的利益诉求，高校的优秀生源诉求，社会的文明、公正、理性价值观念诉求等。仔细分析这些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不太合理，给中学及教师形成了过度的压力。这些要求最终都聚集在考生身上，营造出了一种“高考崇拜症”，似乎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就是取得了成功，就能够“高升”。高考成功者似乎就前程远大，高考失败者似乎就前途渺茫。考生们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而在现实的教育模式中，这些教育内外部的功利性要求，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一些中小学校中的制度和教育方式，对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本来应该是愉快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变成一种兴趣和爱好被压抑、想象和冲动被窒息、一切围绕高考活动的“应试”生活，使教育这个本来应该消解“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封建观念的育才活动，走向了自己本质和宗旨的反面，变成激励功利和庸俗意识泛滥的同谋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所有国家高校几乎都要进行的选拔学生的考试，在我国却变成压抑学生身心活动的原因。而仔细分析我国高考的发展历史及运行过程，可以说高考承载了社会许多方面的功利性要求，从而演变为社会性的逐利现象。

　　因而我国高考现象的形成，可以说并非是教育正常活动的原因，而主要是一些社会体制性因素及力量介入的结果。高考是完全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政府决定高考的时间、周期、方式、内容、招生计划、招生标准等。由政府来组织高考，无疑具有两方面的合理性：一是有利于保证高考过程中的公平；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保证高考指标在各地区、各省市、各民族之间的大体平衡，同时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制度资源。而我国的以统一为特征的高考，也确实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方面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一些中学为了竞选重点中学、模范中学、示范中学而期待高考率这个砝码；一些重点中学需要通过高考证明自己名副其实、并获得更高的荣誉及利益。教育与高考的关系发生变化，使高考由本来的教育分内之事变成了高居教育之上的事，并且使正常的中小学教育，演变为以考试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在我国现实的高考中，聚集了社会许多方面的利益和逻辑，使高考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现象。而高考则已经由单纯的为高校选拔学生的活动，演变为与教育内外部许多要素的利益密切联系的逐利活动。

　　政府长期主导高考使政府在招生的管理、技术方面越来越成熟，成本也相对较低。具体到高考问题上，各个高校对学生的要求说是有区别的；同样，学生对高校的要求也是有区别的，只有高校自己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学生，高考活动抹杀了高校的期待和要求，使高校招生这一细致性工作，变成由高分到低分的机械性工作。由政府组织的高考活动，将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及学生放到同一个平台上，这样虽然有利于体现教育公平，但却抹杀了高校及学生的个性，造成全国高校及学生精神方面的千篇一律，缺乏个性。

　　如果教育体制不进行改革，高考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教育体制中长期积聚的问题无法消除，教育在精神方面的停滞局面就无法打破，教育的本质性进步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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