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3日，当辛迪·舍曼在Instagram上传第一张自拍的时候，立刻引来艺术界一片欢腾，人们都说她早该来了，就好像她才是最能代表社交媒体的艺术家。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1954年生于新泽西的格伦里奇。她在长岛近郊的亨廷顿长大，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学习素描、绘画和摄影。属于美国从70年代起获得评论界认可的先锋艺术家行列，被公认为当代艺术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辛迪·舍曼对电影，电视，杂志，互联网和艺术史上无限量的图像提供了当代身份建构。她最重要的创作方式是“自拍”，三十年来舍曼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伪装和人物角色，这些伪装和角色有趣，虚假，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反感。为了创作她的照片，她不仅要使用假发，服装，化妆，假肢和道具，还为此承担了摄影师，模特，化妆师，理发师，造型师和衣橱情妇等多重角色。所以她还被称为“自拍女王”。

　　这些作品足够酷，酷到足以重新定义图像文化，在今天看更是如此。所以与时尚的频繁互动一直伴随着辛迪·舍曼辉煌的艺术生涯，Louis Vuitton、Balenciaga、Supreme都曾与舍曼展开过合作。

　　早在当下街头联名风还没吹到时尚界时，辛迪·舍曼已经成为Icon级别的艺术家进军时尚界：1993年，川久保玲在看到舍曼自拍的作品后，她主动联络舍曼并提供每季Comme des Garcons的系列来拍摄。两者碰撞的结果便是Comme des Garcons 1994年的秋冬广告，更以此为SoHo店的陈列，其摄影旨在挑战大众对于时尚摄影的认知，而非对销售量的增加。

　　川久保玲在这之中扮演了极具聪慧的创造者和破坏者，她拒绝了对服装、店内装潢和陈列最传统的诠释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在她仿佛异教徒般的广告和与世界抗衡的时装秀。两人的合作仿佛命中注定，舍曼的作品用特定的影像一点一滴的侵蚀着现实，在似是而非的天性中共同努力。

　　可以说，辛迪·舍曼是极其成功的艺术家：在战后的媒体浪潮中成长，是“图像一代（picture generation）”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被认为与理查德·普林斯等人一起改变了图像文化。学术上，她被冠以足够多的身份：先锋艺术家，女权主义者，提升了摄影艺术地位的艺术家……她在时尚界的风靡甚至不能算作其商业价值巅峰，她的自拍不仅是最酷的，同时也是最贵的——2011年，她的作品《无题96号》以389.05万美元的价格创造了当时摄影作品的最高成交记录。

　　但也正是如此，围绕在辛迪·舍曼身上的标签太多，以致于对她的认识发生了模糊。YT在此从辛迪·舍曼最重要的三个身份：摄影师，自拍女王和女权主义者开始剥落，真正的辛迪·舍曼究竟是怎样的。

　　事实上，辛迪·舍曼最开始用摄影来创作，仅仅是因为相对绘画来讲，摄影是“速成”的。你只需要按下快门，在暗红色的暗房里工作上几个小时，作品就完成了。

　　“我决定利用摄影工作，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最快捷抵达目标的手段。我试图将我的精力集中在想法上，并能够快速的看到成果。我从一个幼稚的写实画家开始，模仿摄影或杂志，抑或有时候是二者的拼贴。但是我从没有感到一种来自绘画的召唤；当我变得熟练，模仿的行动才是我的天赋所在。没有必要考虑我是在画画还是在模仿。它只是在耗费时间。”

　　最初，过时的胶片相机和暗房冲洗都在折磨着舍曼。当时，随着媒体行业的飞速发展，美国最杰出的一批摄影师已经开始展露头角，诸如威廉·艾格斯顿和史蒂芬·肖尔等彩色摄影先驱也开始活跃在纽约，他们都掌握了精湛的传统摄影技艺。

　　但舍曼甚至没能通过自己的第一门摄影课。她没能掌握那些制作完美照片的小技巧，比如过曝，不足显影或者区域曝光法。

　　她开始不在乎传统的摄影，这使得舍曼从对于操作的掌握中解脱了出来——放弃了对于完美负片以及成像质量的关注，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拍摄什么上面——相机和暗房变成了媒介，但是观念驱动着图像。

　　“对于使用胶片我一直抱有着浪漫的观点，所以我是一个数码摄影的后来者。但当我尝试这种方式的时候，我马上明白了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工序的完美方法。我完全独自工作，这种方式使得我在想重新拍摄的时候可以保持状态，而不是在胶片冲洗期间干等几小时。”

　　“后期加工逐渐成为工序的一部分。当我刚开始使用Photoshop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添加彩色背景。后来我开始拍摄分离的背景，再篡改它们。我最近在试验用数码取代化妆的方法来扭曲面孔。如今我已经彻底在形体与背景两方面改变了初始拍摄的情绪，以便得到我想要的效果。我并不在意它们并不是标准的摄影，我也从没有在乎过看起来伪造的东西。”（Artfourm 2012年11月，辛迪·舍曼自述）

　　辛迪·舍曼生活在上世纪女性运动风靡的纽约，她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参加过女权运动的艺术家，但却成为了女权主义的偶像。

　　直到1981年，当 《Artforum》的主编Ingrid Sischy为该出版物委托舍曼制作一系列作品时，舍曼的作品才真正掌握了女权主义的想象力。舍曼曾计划在《花花公子》中心折叠的页面上拍摄一对水平照片，展示女性处于受害者的状态。然而，与《花花公子》中常常出现的女性不同 ，舍曼的衣服都是穿着。

　　这些作品从未在《Artforum》上印刷过，印制委员会担心这个系列会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误解，因为他们看起来与通常男性杂志的贴图“有些过于接近”。这些图片确实被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艺术学生（男性和女性）误解，他们指责舍曼通过描绘处于“弱势”姿势的女性来破坏女权主义事业。

　　随着舍曼在艺术世界中的成熟，流行的视觉模式仍然是由“坏男孩”的表现主义画家所主导的绘画，比如朱利安·施纳贝尔， 大卫·萨勒，和 Eric Fisch。摄影仍然被认为是远劣于绘画的媒介，但它赋予女性艺术家一种相对不受男性主导的模式。路易斯·劳勒， 雪莉·莱文， 劳里·西蒙斯， 和舍曼在当时都采用了相机创作。“有一个女性团结，”舍曼曾说。

　　“我的作品就是这样，它可以被视为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或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辛迪·舍曼说。“但我不打算支持任何关于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废话。”

　　模仿是让舍曼的作品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原因：她能够创作自己的肖像，但仍然抛弃了作者与主题之间的二元关系，以及能够将自我从照片中解放出来。她一直说所拍摄的镜头不是她的镜头，而是复制不同的主观性和原型，提出了关于身份，代表性和意象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的重要问题。

　　而且，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社交媒体的创建以及我们如何在网上精心制作自己的中介版本。就好像为了庆祝摄影师广泛使用模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及它取代身份认同的方式，辛迪·舍曼应该成为最终的自拍女王。

　　从今天看来，摄影技艺拙劣，舍曼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表达特定一代人的情绪和精神。无论是令人不安的破碎性玩偶，还是有趣的小丑系列，还是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出现的 大型摄影壁画，她总是模仿并经常预料到时代的文化精神。她不是一个活跃的潮流引领者，而是通过她自己的镜头拍摄照片，始终体现了当下的灵魂和痛苦。

　　所以，在人人还不是摄影师的年代，辛迪·舍曼成了最酷的摄影艺术家。而到了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年代，你会发现她依然是。

　　至此，我们仍未能谈及这位艺术家的所有，但在2018年的11月，辛迪·舍曼的中国首展即将来临。128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系列的作品，全景回溯舍曼的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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