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清华-布朗学术论坛”，其主题为“跨国性别与媒体”。跨国女性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女性主义理论思维的发展和裂变产生的新概念或批评理论，它强调女性主义批评必须在发展中避免把女性体验普遍化，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统一的、唯一的理论模板和实践方案。

　　“跨国女性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性别研究中出现并被不断应用的新概念。女性主义学者纷纷从不同学科，如政治科学、社会学、媒体和电影等角度阐释这一概念，逐步勾勒出它的大致内容和轮廓。

　　当代著名学者、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科学和性别研究教授、《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杂志主编玛丽·霍克斯沃思（Mary Hawkesworth）试图从政治科学角度阐释跨国女性主义概念。她在2006年出版的《全球化与女性主义行动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北方的“传教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通过排除与种族、公民身份、阶级、教育，以及男性在国际舞台对宗教的主宰形成，然而这种女性主义视角却忽视了南方女性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发展的关注。时至今日，尽管它依旧影响世界，但跨国女性主义也已经成功地使这种北方女性主义模式复杂化了，例如以往人们仅从“文化传统”角度思考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女性的割礼、殉夫，以及卷入色情业等等，但跨国女性主义则强调应当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遗产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探讨对于“他者”的知识建构，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跨文化的等级制以及女性自身的能动性等问题。不仅如此，跨国女性主义也拓展了女性主义的思考和行动范围，不仅放眼世界，关注全球不平等和帝国主义问题，也关注到当代美国监狱产业的复杂性、向毒品宣战，反思和批评“9·11”以来的军事行动等问题。

　　另一位女性主义学者，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维夏利·帕蒂尔（Vrushali Patil）则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跨国女性主义概念及其应用等问题。2011年，她在《社会学指南》杂志上发表《社会学中的跨国女性主义：表达、日程和争论》一文，强调尽管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跨国女性主义”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大多数使用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讨论和对话中不免产生许多误解和困惑。那么，什么是跨国女性主义？它与全球女性主义或者国际女性主义有何不同？它与性别、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有何关联？

　　帕蒂尔解释说，跨国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来在对于不同阶层女性、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去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中逐渐成型。其主要内容在于研究种族、性别与劳动、地理和地域政治学、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与遗产、新自由主义、国家和由国家建设的各种关乎性别和社会性别等复杂身份的项目，以及跨国女性主义写作等问题。帕蒂尔看到，恩杰拉尔·格雷瓦尔（Inderal Grewal）和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1994年编辑出版的《分散的霸权：后现代与跨国女性主义实践》，以及M.雅基·亚历山大（M. Jacqui Alexander）和钱德拉· T. 莫汉蒂(Chandra T. Mohanty)1997年编辑出版的《女性主义系谱学：殖民主义遗产和民主的未来》两本著作都试图解释跨国女性主义概念，把它视为一种与流行的全球化或者国际女性主义不同的视角，因为后两者提出一种来自北方女性主义的单一的和独立的性别压迫概念，而这种认为存在一种跨文化的、本质论的和独立的父权制、相信为了反对这一体制会形成“普遍的姐妹联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种族中心论和全球资本化趋向正在把女性置于迥然不同的地位，安顿在不同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中，因而女性的体验、利益和视角都是不同的。

　　此外，跨国女性主义也坚持一种批判地理学，对于那种把诸如国家、本土和全球一类的空间概念视为自然的和本质的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国家等概念先验地假设成必要的、恰当的和有用的分析单位是成问题的。这些学者也对“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元区分提出挑战，认为并不存在与“纯粹的”全球化分离开来的“纯粹的”本土化，所以人们应当摆脱“本土与全球”的定位政治学，跨越这两者的区分思考问题，把殖民主义的历史、新殖民主义、全球资本化和新自由主义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帕蒂尔也介绍了乔蒂·普里（Jyoti Purity）等人对于跨国女性主义社会学与传统的妇女研究/性别研究之间的四点不同：其一，它试图建构一座物质和话语之间的桥梁，以便审查如何通过文化呈现和话语来协调和再生产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其二，它强调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制。其三，它从对国家或文化，抑或对特定范围的分析转变为对于这些维度之间关联和过程的分析。其四，它关注经验或者超越纯粹话语或文本的研究。

　　2016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清华-布朗学术论坛”，其主题为“跨国性别与媒体”。在这一论坛上，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王林珍教授“以跨国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电影话语的重新绘制”为题讨论跨国女性主义及其电影研究问题。她指出，在20世纪70~80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维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有助于女性主义学者打破先前把电影视为现实主义文本的经验和社会学研究，进而批评男性中心主义如何把女性呈现为不可见的、非男性的人，呈现为男性欲望和凝视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交叉理论（intersectionality）、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研究等批评话语和行为汇合在一起，在美国形成跨国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也对自己的理论渊源持一种反思和修正态度，并致力于批评现代性、资本主义、不同形式的父权制，以及西方帝国主义。而跨国女性主义女性电影研究要求重新绘制历史上的地理政治关系，批判性地审视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对现有的女性主义和电影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以便通过多样性的全球及本土力量把各个领域中的女性建构为历史性的主体。

　　总起来看，跨国女性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女性主义理论思维的发展和裂变产生的更具有精准目标的新概念或批评理论，它试图批评那种认为世界上仅有一种统一的、铁板一块的父权制，全球女性都有一种相同而普遍的被压迫体验的观点，致力于打破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二元区分，要求人们意识到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世界里，西方帝国主义在知识和身份生产中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女性主义批评也必须在发展中警惕和避免把女性体验普遍化、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统一的、唯一的理论模板和实践方案的尝试。

　　同时，作为一种新思维，跨国女性主义概念中的关键部分在于“跨国”，这也要求人们意识到“国家”是一种先验的假设，国家、本土和全球一类的词语都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空间概念，而不是具有自然化意义的本质论界定。简言之，如果说以往的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那么跨国女性主义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女性主义思维和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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