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语言的苛求者，小说家薛忆沩以他的简省与精准，严谨与顺畅，在文坛令人耳目一新。日前，薛忆沩携随笔集《以文学的名义》、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小说《异域的迷宫》亮相上海新书分享会。他以“现代小说的艺术”为主题，解读现代小说的美学基础，并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去思考小说的语言与价值。

　　经典现代小说代表作、乔伊斯《尤利西斯》第一章里最后那个单词，是“僭越者”（usurper）。它出自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斯蒂芬的内心独白。“僭越”可以说现代派艺术的第一性征。

　　正如一位西班牙作家所说，《堂吉诃德》是任何时代的现代小说。也就是说，“现代”有可能是文学经典固有的特征。上世纪六十年代，当现代小说仍在发展壮大的时候，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What Was Modernism？的著名论文。标题里刺眼的过去时态提醒我们，在我们关注它的时候，现代小说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

　　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小说，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是文学对几种特殊社会存在做出的激烈反应。比如，当科学发展还不够充分，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这使得人的身体和生活还没有完全遭受外界的入侵，“自我”还保持着相对完整。

　　还有一种情况是，语言通过结构和精致维持着权威的地位。而对语言的敬畏让现代小说家成为了自觉的写作者，成为了“艺术家”。充满忧郁气质的现代小说本质上就是一幅幅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就是在这些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的人物充满了形而上的焦虑；它的焦点对准个体的内心；它的叙述重视结构、形式和语言；它对生活的认知富于象征和隐喻……这些美学特征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作品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现代小说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失势，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的飞速发展。现在，科学、信息和消费已经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新宗教”。语言的碎片化就是碎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在这样的时代，现在小说的艺术价值如何体现？这是值得热爱文学的朋友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语言是写作者赖以生存的工具。我一直相信文学作品的质量首先是由写作者掌控语言的能力来决定的。我的“重写”建立在我对语言的感觉之上。

　　对语言的“苛求”会让人的大脑处于理智与疯狂的交界处。我经常不安地想，再过若干年，当身体的机能已经无法承受这超负荷的“苛求”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担心也罢，焦虑也罢，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么多年了，我的许多编辑都成了我这种“苛求”的受害者。我经常在作品和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刻还会提出修改的请求：改一句话，改一个字，甚至改一个标点。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汉语的表现力一直没有什么信心。我曾经通过小说如《两个人的车站》中的人物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困惑。但是，在“重写”的过程中，在与语言进行的一场一场格斗甚至肉搏中，我对汉语有了很深的认识。我发现了汉语很多的潜能，比如它平实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比如它表达细腻和脆弱情感的能力，而这些都是许多人认为汉语相对薄弱甚至缺乏的。深深的困惑终于变成了深深的爱。这是双向的爱。在痴迷的“重写”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获得了汉语的爱。最近这三年来，我能够在写作上“高潮迭起”就是这种无价的真爱的证明。

　　写作是需要写作者以“生”相许的事业，因为语言深藏着“无限的可能”，对它的学习、探究和呈现是不可穷尽的。也因为这“无限的可能”，我一直强调写作者应该有一颗卑微的心，应该永远怀着对语言的敬畏去写作，去发现更多的奥秘。

　　一个写作者应该尊重语言、爱护语言、并且不断地向语言学习（注意，不是学习语言，而是向语言学习）。语言就像是服装的面料。面料对服装的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语言也是衡量作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写作者对语言肩负着责任。我一直相信发掘语言的美和增强语言的力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功用。

　　也就是说，写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语言做出贡献；还有，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语言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取得的。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志”就是一种道德力量。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对语言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有感觉。这是一种好的趋势。

　　将语言联系到“道德”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按照佩索阿的说法，语言是写作者的祖国。对语言的崇敬和热爱当然就是写作者必须接受的最本质的“道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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