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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份文件涉及消费的各个层面，近到衣食住行远到文化旅游养老，决策层对消费寄予厚望。

　　此前一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41.5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速比1-7月回落0.2个百分点，投资数据仍然是8月经济的“短板”。2018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78.5%，继续扮演经济“稳定器”的角色，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共识，消费作为内需的最大贡献者，对经济增长十分关键。

　　消费不是一厢情愿的买卖，自然也难一“促”而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消费升级的内在渴望；另一个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是消费升级的外在制约。

　　“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大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悄然走红的“隐性贫困人口”。那些表面上生活光鲜的消费者，也时常沦为经济窘迫之人。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人们由收入所支配的消费并不能实时兑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而言，房地产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明显，快速上涨的房价意味着要耗费更多的杠杆空间来满足一个家庭基本的购房需求。在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几乎一半的家庭都还在路上，在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漫漫还贷路上。热门城市不断上涨的房租像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巨著，让很多初入社会打拼的年轻人不堪重负，而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

　　房子只集中了一部分焦虑，即使完成了“住房打卡”的家庭，还有医疗、养老、教育等日常化趋优的准备……每一项都事关一个成熟家庭的消费预期，任何一个分项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让整个家庭就此滑落。只有不断落地的个税改革配套和不断优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让中低收入人群大胆消费。

　　如果说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面临的是收入与房子的约束，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高收入阶层居民面临的则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约束。

　　他们需要超越旅游、教育、美妆等传统消费大类，更深入、更细化地消费升级，而不是简单的茅台和阿胶。他们将带动大量“趋优消费”，比如空运来北欧的沙发、收藏爱马仕的新款丝巾、在冰箱中冷藏进口矿泉水。他们既大规模使用高性价比的商品与服务，也推动了包罗万象的从“高级方便面”到“千元全套美甲”等活跃的趋优消费品类与服务。

　　破除供给制约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完善，来培育更多的新经济，从而为产生更多高净值人群提供有效的土壤。促消费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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