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欧美同学会在北京故宫东侧南河沿购得一所破旧庙，经募捐翻修而成今日会址。图为最老的一批会员合影

　　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击碎了中国人的天朝梦幻，留学运动是梦醒后的自然反应。早期中国人留学的目的，不外乎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救亡图存，其中相当部分留学生是由清政府公派出国。颇有意味的是，由于清政府的颟顸恋权，这些曾被寄予厚望的补天者反而纷纷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民国建立后，各地纷纷成立了留学生组织，其中1913年在北京成立的欧美同学会，是其中规模最大，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支。当时，中国留学欧美学生人数已超过2000人，而赴近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早在1905年便超过了8000人。

　　欧美同学会的发起者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时年25岁的顾留美8年，求学期间打球、办报，活跃异常，回国后进入沉闷压抑的中国官场，自然大为不适，深感有必要组织一个归国留学生联合会，“每年聚餐三四次，举行社交集会，回忆学生时的欢乐”。

　　顾维钧的号召得到了许多欧美留学生的响应。1913年，在顾维钧、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叶景莘、詹天佑等人的发起和赞助下，京津两地同学会合并，创建了欧美同学会，顾维钧被推为首任主任干事。

　　欧美同学会会员大多为社会精英。成立之初，当时报纸报道时便称会员“皆一时之俊杰也”。蔡元培曾为总干事，胡适为评议员、理事长，翻开欧美同学会的早期名录，可谓群贤毕至、灿若星河。

　　既然成立协会，当然得有活动之所。同学会会所起初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一所小四合院。1915年，北洋政府半卖半拨，将位于南河沿街口的石达子庙作价两千银元卖给欧美同学会。1917年，会所修缮竣工，时任总统黎元洪特颁赠匾额，上书“会友辅仁”。

　　随着同学会的日益扩大，会所渐渐不敷使用。1925-1928年，主持会务工作的颜惠庆等人向海内外会员募集4万银元，由贝寿同（贝聿铭的叔叔）设计，经过四次扩修，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欧美同学会会所的规模，从此会务活动大大开展。

　　募捐过程中还有件趣事：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应同学会之请而慷慨解囊，不过阎老西掏的不是现钱，而是一火车煤炭，运到北京后卖掉，将所得钱款捐给了同学会。

　　会所扩建之后，同学会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著名高级俱乐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鲁迅、胡适等京城文化名人的日记中，均可找到去欧美同学会参加活动的记载。除供同学座谈、集会、游憩之外，会所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交际舞会，开设西餐厅等，日益成为引进西方文化的窗口。

　　由于会员大都留学欧美，自由平等之风甚盛。在同学会组织的活动中，参与者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即使是总理、部长、总裁、经理，只要参加欧美同学会活动，就一律平等，“可直呼其名、号（字）。”要是端着官架子，就会遭到其他会员的鄙视和孤立。

　　会员彬熙回忆，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欧美同学会活动中，从来少见官僚发表讲话，偶有官员欲训话时，与会者几乎立即退场，到外边三三两两闲谈去了。一次，曹汝霖摆起官架子要讲话，立即引致几乎全体退席，弄得曹尴尬万分，无奈匆匆离去。

　　欧美同学会还是当时举办新式文化婚礼的场所。梁实秋、周培源、王德昭、陈西滢等结婚时都是在会所举办婚礼。1926年，凌叔华与陈西滢相恋两年后在会所举行婚筵，胡适作为证婚人，发表即席贺词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融合中西的“婚姻哲学”当即赢得一片掌声。

　　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据顾维钧回忆，成立初期的同学会，“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而且同学会会员尽皆精英，许多是政界高官、学界要人。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系高官，几乎尽数是同学会会员。同学会虽然无政治目的，但并不讳言政治。不过，作为一个超党派、非政治性的团体，在国内具体政治问题上，会员的表现却是多元的。在对帝制的态度上，既有罗文干这样愤然辞去总监察厅厅长的抵制者，也有如翻译家严复这样并不坚定的参与者。

　　但论到“爱国”，欧美同学会态度始终鲜明而强烈。北洋政府时期，在会员较为集中的外交领域，同学会会员在“弱国无外交”的困难情况下，竭力维护国家权益。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四名全权代表皆是同学会会员，首席代表陆征祥是同学会会长，顾维钧是发起人但其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正当主张却被列强无视，且被要求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欧美同学会先是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5月4日下午，同学会又通过决议，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同时通电巴黎和会，声明“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5月7日，欧美同学会选出王宠惠、伍连德、罗文干等12名代表（包括4名女代表），前往英美法意四国使馆“陈述国人决心”。

　　五四运动之后，欧美同学会较少以全会名义参与国事，但胡适、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丁文江、林长民等欧美同学经常在私宅举行茶话会，讨论时局、研究现实问题。《欧美同学会会史》称，此时的归国留学生“已经不仅是研究学问，而是参与国家大政，其性质已堪称国家级的智库，其作用虽然无形却关系重大。”

　　欧美同学会又一次以全会名义发声，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7日，北京欧美同学会发表宣言，痛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的残暴行径，要求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修改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也发表了类似宣言。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欧美同学会活动陷于停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了同学会，侵占了会所，同学会公开活动完全停止。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倡导下，同学会在重庆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经马寅初、李宗恩等人积极交涉，同学会顺利收回了会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要求一律严格审查、重新登记。欧美同学会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5月11日至1951年3月，同学会理事长李宗恩三次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申请登记材料均未通过。因为负责登记的民政和教育部门认为，当时社会并不太需要欧美同学会这样的团体，但有关部门又顾虑“如当其自觉申请撤销之前，而骤予批驳，恐有碍对社会民主人士之团结，致引起他们的反感而影响到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是否应准其登记，似应请上峰考虑，作最后之决定。”

　　在1952年5月25日举行的全体理事、监事会上，理事长章元善指出，欧美同学会有两条路：要么自动解散，要么“为人民服务”。这是自成立以来，同学会第一次讨论到解散。

　　解散当然谁都不愿意，同学会“全体赞成第二项办法”，决心积极融入新社会，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学会主动向政府提出修改会名、会章，要求和教育部门早日建立领导关系。

　　政府对欧美同学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给出了意见：为了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会名不用改了，但会章必须改，“八字宗旨”被废除。会章第一条规定欧美同学会的任务是：一、协助国外留学同学与祖国保持联系；二、为会员布置政治学习、文娱活动，协助会员的思想改造，提高会员的政治认识，培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

　　1952年5月，同学会再一次向北京市民政局呈递申请登记报告，这一次，它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肯定答复。

　　欧美同学会获得合法身份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其实，早在1950年，欧美同学之间的联系就已开始。当年，同学会会员、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朱光潜给在美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放后学校一切认真，师生均感忙迫”，“国内各部门均在积极革新，气象与以前大不同；如能维持数年和平局面，努力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转瞬间即成一泱泱大国矣。足下毕业后宜早回国；目前各部门均需要人才，久住国外恐与国内社会脱节。”此信随即被冠以标题《致留美某同学》，登载在纽约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继1950年3月华罗庚回国后，9月，留美学生111人返抵广州。1951年，翁文灏、吴文藻、冰心等欧美同学会会员相继回国。

　　1957年5月，为了争取更多的留美同学回国服务，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同月，在北京饭店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讲话，欢迎留美同学归国工作，并宣布国家对留学生的政策是“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据统计，建国后至上世纪50年代，从欧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有三千人，其中许多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等。

　　当欧美同学会为了求得新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辗转奔忙、改弦更张之际，中国人赴海外求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国大都为欧美、日本，随着中国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欧美日之路事实上被断绝，在政府主导下，大批中国学生遂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

　　据统计，截至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蒙古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698人，加上厂矿选派的技术类实习生，共1.6万多人。从1951年开始，共向苏联派出8414人，占留学生总量近79%。

　　准备出国留学的学子通常先在北京、大连等地的俄语院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主要任务是学习俄语、政治审查、锻炼身体。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留苏预备部便取消了。

　　可能鲜为人知的是，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是说给留苏学生听的。

　　1957年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他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全体留苏生。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后，他对留学生们作出了上述鼓励。据《中华读书报》记述，由于湖南口音浓重，留学生们没听懂“四盖”，他解释说：“世界就是world”，可留苏学生不懂英语，毛问清“世界”的俄文发音，重复了一遍：“米尔是你们的。”

　　世界没有成为他们的，由于中苏反目，留苏学生回国之后，很多人没能一展抱负，反被卷入历次政治运动。著名法学家江平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江平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6年回国后，被打成，新婚妻子与其离婚，不久，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的江平遭火车碾压，失去了一条腿。

　　江平不算最惨的，和他一同留学苏联的谢让柏、李延茂，回国不久便自杀。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拥有知识就是罪过，被侮辱与被损害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欧美留学生不能幸免，留苏学生也概莫能外。

　　文革结束后，留苏学生命运翻转，许多人成为政府高官，包括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还有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和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他们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1983年起，留苏学生陆续加入欧美同学会。由于他们大多是国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技骨干，又大多处在中年，他们的入会改变了会员结构，解决了曾困扰欧美同学会多年的所谓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通往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派出50人公费赴美留学，这次公开选拔留学生，参加考试者超过万人。教育部开始按3000人的规模选拔，但外语及格的不到2500人，降分才录取2800来人，从中选拔50人进行两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被录取的外语水平也不高，有的只在中学学过3年英文，听过英文版“老三篇”胶木唱片或偷听过的“英语900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第一批内地留学生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对他们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他们的生活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国家外汇紧张，标准低，他们经常吃一到两美元的鸡块，美国记者就问，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吃鸡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1986年，国家正式允许各单位外派留学生，认可“单位公派”留学模式。与此同时，自费留学生急剧增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有自费留学生，不过人数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到1987年，自费留学生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一直占留学总人数的80%-93%。2010年留学人数达到29万左右的规模，其中新增自费留学生达26万左右，比例超过90%。

　　这波史无前例的留学潮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回国率低。1989年西方国家通过“四项行政措施”和“特殊移民政策”，帮助中国留学生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当时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4%。

　　1992年初，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同年夏天，中国政府提出并逐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003年，教育部正式废除针对自费留学的培养费制度。

　　时至今日，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将近180万，近3年年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23%，2013年出国人数突破45万人。经过百年发展，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从国家行为转变为中国公民的个人选择，而目的也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

　　作为中国官方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在近30年发展迅速。1981年，茅以升、周培源、陈岱孙等十位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央统战部，申请恢复欧美同学会，复函同意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和活动。1985年，有关方面确定欧美同学会的“人事、经费等由全国政协代管”，增配事业编制10人，标志着欧美同学会成为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

　　截至2012年8月，欧美同学会已经拥有会员达73768人，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归”团体，而由欧美同学会所代表和联系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240万，其中不乏李彦宏、王辉耀、张朝阳这样的著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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